弘治皇帝再次病重，多日没有上朝，这会儿鞑靼人非常配合，西北没有战报传来，谢迁听司礼监掌印太监萧敬说，平日他只需早晚跟朱祐樘汇报一下西北是否有事便可，朱祐樘不会关心，更不会碰下面的奏本，以至于所有朱批都是司礼监独立完成，就算朱祐樘不在，大明朝廷也没乱，这是让谢迁倍感欣慰的地方。
“此事到底是否要奏报给陛下？”谢迁犹豫不决，他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西北真的跟沈溪预想的那样，宣府镇出事，鞑靼人很可能会威胁到居庸关，进而威胁京师。知情不报，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但谢迁转念一想：“沈溪小儿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断，我若上报，最后证明无此事，那就是自找麻烦继而被陛下厌憎，在朝中失去威信。就算不报，鞑靼人真的拿宣府作为主攻方向，在战事发生后宣府镇必然会上报朝廷，我不说此事，别人也不会知道沈溪小儿曾预言过此事。”
“况且，既然沈溪小儿也说了只是他的揣测，这种事就不能作准，奏本又没有经过我的手，司礼监和陛下那边是否采纳，跟我没关系，我只需要安守本分，岂不是很好？为何要自讨苦吃？”
谢迁在吃过几次亏后，越发地精明和保守，就算知道沈溪说的很可能变成事实，他也不准备去触霉头，对于京畿周边的防备他还是极为自信的。
在谢迁看来，只要京师如今还在戒严中，所有关隘都严防死守，鞑靼人根本就混不进来，如此京师就不会受到威胁。
宣府镇失守并不是灾难，当初土木堡之变后几百里长城尽数被摧毁，最后大明还不是照样安然无恙？
谢迁虽然做出不管不问的决定，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试着去内阁找寻沈溪的奏本。
他要具体看一下沈溪在奏本中提到什么，以便最后决定是否将沈溪的谶言上报皇帝，可惜他在内阁根本就没找到沈溪的任何奏本，甚至问过通政使司那边，也没发现有什么奏本过来。
谢迁这下心中更加不解了：“难道是这小子情急之下办错了事，结果奏本没发出来，反倒是将我的私信送出？那若这封信落在别人手中，指不定怎么编排我跟这小子的关系，到那时我在皇帝和众臣僚面前更加洗不清了。”
谢迁这头还在疑惑沈溪是否真的写过一份警示朝廷的奏本时，刚刚撤兵到宁武关的刘大夏，终于知道原来皇帝派出接替朱晖延绥巡抚官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之前一直跟皇帝讨要的沈溪。
提到沈溪，刘大夏心里多少有些不快，毕竟为了沈溪的去留问题，他跟多年的老友谢迁闹翻，最后沈溪留在京城被投闲置散，而临时充数的朱晖却犯下大错，导致榆林卫城失守。但在危难之时，皇帝终归派沈溪前来，亲率“五万兵马”往援，但在刘大夏看来根本就无济于事。
虽然号称五万兵马，但刘大夏知道能有个一万人马都是朝廷格外开恩，西北兵荒马乱，虽然如今宁武关与大同、宣府的联络恢复，但他压根儿就没听说沈溪的兵马到了何处。
甚至于沈溪发给刘大夏的信函，不知道在半路哪里被人给截留，亦或者是佚失，刘大夏根本就没机会看到沈溪对战事发展的判断。
“沈溪到西北，多少算是好事吧，至少说明朝廷并非放弃三边将士。”
刘大夏心中多少有些哀怨，“如今鞑靼人动向不明，三军最重要的便是找寻到鞑靼人的主力，利用防守上的便利，一举将鞑靼人的中军歼灭，如此才能奠定西北战局！”
刘大夏驻兵宁武关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各处战报中找寻鞑靼人的动向。
皇天不负有心人，刘大夏还真找到了。
从宁夏卫传来的消息，鞑靼人出现在了宁夏右卫一线，兵马数量大约有五万骑之众，宁夏周边卫所和城塞全面告急，地方请求援兵的公函到了刘大夏手上。
刘大夏看过后，确定这次宁夏镇没有欺瞒，因为之前他派出哨探，南下静乐和岚县查探，并没有发现鞑靼人的踪影，目前哨探已经在向永宁州和吴堡进发，回报的消息也是平安无事。
如此一来，只有一个情况，那就是鞑靼人在攻陷岚县县城，让大明方面误以为鞑靼主力会趁机北上进犯宁武关，然后兵进大同、宣府，再伺机进犯紫荆关和居庸关，但其实却是虚晃一枪，掉头西进，进犯宁夏镇、固原镇和甘肃镇，然后入侵关中平原。
刘大夏的第一反应是，收复榆林卫有望。
在刘大夏看来，从自己手上失去的城塞，一定要自己亲自带兵夺回来，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晚节，不至于被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以当他得知鞑靼人“中军主力”出现在宁夏镇左近时，当即打定主意，一定要完成当初皇帝交托给他的任务，守住城塞，伺机对鞑靼人展开进攻，哪怕折损再多的人马，只要王旗还在，城池在手，那这场战事大明就没有输。
刘大夏马上召集三军，甚至去信给宣大总督史琳，让史琳在保证宣府镇和大同镇防守的情况下，调拨部分人马，协同他一起西进，与鞑靼主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