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哲学史还是科学史，都认为这本书提出的观点开启了人类的现代认知时代。
在哲学方面，笛卡尔在书中展示出来的“我思，故我在”的思考，开启了认识论的大门。自此以后，“主观的思维”与“客观的存在”彻底分开，所有后世的哲学几乎都是从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的，笛卡尔也因此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
以主客二分为基础，自然界成为人类认识的对象，自然规律挤压了尚帝的存在空间，几乎要取代尚帝。
因为《方法论》的出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执一词，对世界的影响深远。比如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究其根源正是来自认识论的不同。
但是双方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得国哲学家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将两者综合起来，奠定了现代认识论的基本框架。
而且《方法论》并不仅仅是研究一个哲学问题，它附录的“几何学”创立了解析几何，首次将“数”与“几何”结合，架起了演绎推理和数值计算的桥梁，推进数学工具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牛顿力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基础。
尽管和大明的宋应星一样，都是隐居世外的“隐士”，笛卡尔和他的著作在殴洲却有另一番荣耀的经历。
如果说在崇祯十年，大明的宋应星为天朝传统技术画了一个句号，那么殴洲的笛卡尔则是为西方传统科学重新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从此，在科技领域，天朝不断沉沦，西方则冉冉升起。或者说天朝那种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获得技术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之路开始蓬勃发展。
前头大顺在泽州开国，李自成和高一志谈话中，想通过他以及叫会把笛卡儿、开普勒、费马、帕斯卡等人邀请过来做客。
估计行不通。
如果那帮人不能为我所用，那么，当大顺国的使馆在葡萄芽建立之后，他们就可以提前蒙主的召唤了。《方法论》什么的也就不会再出现了……
还是说回宋应星以及他的巨著。
穷举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天工开物》在国内遭受冷遇，在海外却火得一塌糊涂。这恐怕是老宋万万没想到的。
清军入关后，前广州知府宋应昇正“杜门守丧”，听闻消息后痛心疾首，随后便响应勤王号召，将包括妻子嫁妆在内的资产全捐了出去。清军席卷江南，宋应昇服毒自杀。
估计服毒一说有些美化吧，七十岁的人了，因为悲伤过世也有可能。不然哥哥自杀殉国，弟弟归隐苟活不太好听。
宋应星本人在贫困中度过了晚年时光，大约在康熙五年（1666年）七十九岁时离开人世。
临终前，他还告诫儿孙：一不参加科举，二不去做官，只在家乡安心耕读，以书香传家。
宋应星大概率并没有剃发。
当时明朝遗民逃避剃头的三种方式——
隐逸山林，代表人物王夫之。结果就是他的学术基本无人知（晚清才发掘出来），且生活极度困苦。
削发为僧，代表人物吕留良。这种就哭笑不得，宋明理学辟了500年的佛，结果就这？
远渡重洋，代表人物朱舜水。不过大部分人去的是高力、安南（越）、南洋等地，去日笨的是少数。
所以宋应星隐居在老家，近似于采用了第一种方式。
而且，清初对剃发管的没那么严，老宋是有可能避免的。
比如，无锡人华凤超，因拒绝剃发，自清军进入江南之后，便“闭门不出，已七年矣”。直至某日参加侄辈婚礼，才因“鬓发宛然”而遭人告发。他被捕后仍不愿屈服，终于被杀害。
顾炎武也是坚持到顺治十二年前后，才因为仇家陷害而剃发
比如，活到1677年的陈确（约比宋应星晚去世十余年），则在入清后给自己做了几顶竹冠戴。他宣布从此以后，将戴着这些竹冠“以游人间”，度过残余的人生。
另一位遗民余若水，则无论春夏秋冬，常年戴一顶“皂帽”，即便最亲近的友人，也见不到他的脑袋顶。
比如，活到1696年的屈大均（约比宋应星晚去世了三十年），为规避留剃发辫子，入清后便选择像女性一样在头上挽出一个小发髻。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髻人说》，声称自己之所以留发髻，是为“常思为女子”。
而且，宋应星的老家早期可算不上在大清治下，那边长期处于南明、农民军与满清拉锯的状态。谁有空管一个乡下人剃头呢。
等到满清完全占据后，老宋都七十多岁的人了，估计头发也掉的差不多了，要么就是地中海，哪还用剃什么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