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皇城大道宽阔而又笔直地通向远方，大道两旁则是清一色格局相似的二层高楼。
高楼里，茶馆、酒肆、客栈、饭庄生意兴隆，顾客络绎不绝，果然是一处极为繁华的所在。
萧文明刚要赞叹几句，却听温伯明叹息道：“家父所言，果然不差。”
萧文明听了一愣：“温先生此话怎讲？”
温伯明朗朗介绍起来。
原来大气王朝在草创之时，太祖皇帝将京城洛阳定为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洛阳城内，除了皇城之外，都是各部衙门以及驻扎了禁军的军营，除此之外就是供文武百官居住的官邸住所——就是这皇城大道两旁，原先也都是各部办事的衙门。
但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京城洛阳里的高官也都是要吃饭穿衣——按照后世的说法，叫做仁人都有消费的需求，并且这些人都是实打实的有钱人，消费能力极强。
因此不到百年，太祖皇帝精心设计的洛阳城的格局，就几乎被经济规律彻底打破了，皇城内除了皇帝的宫城照旧不变之外，各部衙门办事的机构是越来越小，除了刑部需要审案及关押犯人之外，其余各衙门都只剩下了巴掌大的一块门面，仅有些象征意义而已了。
要找各部的官员办事，往往得到他们私家的府邸同他们说话，至于原先驻扎在城里的禁军，除了皇帝直接指挥的御林军之外，军营全都挪到了城外。
至于空出来的地皮和房屋，要么出租，要么出售，要么直接由在任的官员私吞，都被卖作民居或者商铺了。
这些出售或者出租赚来的钱，官员良心好一点的，便用来补贴衙门的共用或者是官吏的薪水，要是没良心的，就全都中饱私囊了。
这些情况，温伯明说起来是触目惊心、痛心疾首，可萧文明看来却是稀松平常。
别说是古代了，就是在商品经济极其发达的现代，商铺的租金收入都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谁不想搞间商铺，每天坐着收钱，看那些牛气哄哄的老板给你打工？
不过洛阳城这些商铺所在的位置，估计租金也便宜不了，既然花了那么大的租金还能经营下去，说明洛阳城里还是有生意可做的。
并且看两边的商铺，无不人头攒动、摸肩接踵，可见百姓身边还是有几两银子可供消费的。
于是萧文明有道：“看这个样子，京城百姓还是有些余钱的，国家财政虽然紧张，要是能够藏富于民，也算是一桩功德了。”
温伯明却又摇摇头：“藏富于民，这个提法固然是冠冕堂皇，可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萧兄不是那些只会在庙堂之上高谈阔论的庸官，现如今民间是个怎样的情况你不会不知道：可谓是富者连田千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所谓的‘藏富于民’，不过是藏富于这些土豪劣绅罢了。萧兄请看，在这些茶楼酒肆中吃喝玩乐的，不是富商就是官员，哪有一个普通的贫苦百姓？京城里之所以看上去还是一片太平盛世，只不过洛阳城关防得紧，把流民、乞丐全都阻隔在外而已！”
温伯明难得打开了话匣子，一边走一边分析这其中的原因。
国家财政之所以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方戎羌的压力，每年军费就要占财政支出的七成以上，其余的都要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行。
而当今皇上是个自费十分勤俭的皇帝，平时生活并不奢侈，所以才能勉强保持大齐朝廷赋税的平稳，并没有增加赋税，更没有到横亘暴敛的程度。
然而即便是税率不变，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严重，赋税越来越集中到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小老百姓头上。
按照《大齐律例》，朝廷征收的田税一般是十税一，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再加上各地的摊派，一个自耕农的田税普遍要加到是十税四左右。
而如果他的田产是从地主那里借来的，那就还得缴纳佃租，恐怕自己收获一百斤的粮食，八十斤要交出去，只能留下二十斤而已……
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苦了，尤其是农民的日子就更苦了，如果再这样继续加税的话，十有八九会激起民变。
到时候，就不是白炎教起事那么简单的了，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收拾得了的。
就比如，山东地区除了平常的田税之外，再加上了一个负担颇有些分量的马政，就已闹得天怒人怨，黑旗军也就有了生存的土壤。
除了田税之外就是商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