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把皮球踢给了赵桓和耿南仲。
“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一派主议不可，一派力议南迁。朕也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取舍。”
赵桓接过了话题，他看着王松，温言道:“朝中大臣，文臣以耿相和唐恪为首，武臣则是以你马首是瞻。只要你和耿相表明态度，大臣们自不会有异议。”
王松心中明白，金人兵临城下，大宋几近亡国，朝中的大臣，包括皇帝，早已经是人心思变，南迁的意向成了主流。
从内心深处，王松对这个历史上无数人扼腕痛心的朝代，有一份几乎是执念的情感，他想要文明继续，把历史拉上正轨，而不是凭空夭折。
“陛下，如今我军虽然战事不利，但仍占据陕西大部，河北半地，太行山义军结寨百余抗金。我军与金人之战局犬牙交错，远远未到山穷水尽之时，为何却要南迁?”
王松缓声道:“朝廷若是南迁，两河百姓必将大失所望，两河抗金的大业恐怕会戛然而止。两河乃国之根本，若是失守，金人铁骑大举南下，到时候中原糜烂，祸及江淮，朝廷又如何取舍和应对。难道又要丢掉中原和两淮之地吗？”
赵桓紧紧闭上了嘴巴，垂头默不作声。
若是真的南迁，恐怕只能撤回长江以南了。要知道他赵氏的祖宗陵寝可都是在黄河南岸，紧邻河东，难道真把祖宗的陵寝也不要了，直下江南吗？
“王相公，若是金人南下，祸乱江淮，到时候运河阻塞，漕运不通，京畿之地不成了无源之水，朝廷只能坐以待毙。”
沉默不语的耿南仲，这时候又发话了，瞄准的还是漕运这一根本。
自宋以降，为免五代藩镇之祸，“夺权，制钱谷，收精兵”，驻重兵于京师，东京城及京畿周围百万之众，粮食供给全来自于东南。东京城水陆交通便利，借助于运河及诸河，漕运大行其道。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漕运四百万石粮。至道（995～997）初年，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真宗景德（1004～1007）时，每年运送六百万石。大中祥符（1008～1016）初，增至七百万石。到北宋中叶，岁漕米至八百万。
由东南运往北方的粮食等物，除了供给东京城的数十万驻军，还要运往河北、河东及陕西三路，以满足边防之需。
江淮漕粮运往两河、陕西三路，以河北最多，常数为近百万斛，有时多达二百万斛，转输的主要渠道就是汴河。
靖康元年，金人两路大军南下围困东京城，从而导致漕运不通，各地物资无法正常运送至京师。粮价飞涨，物资匮乏，东京城饿死、冻死数十万人。漕路的堵塞，直接导致了东京城几乎成了一座死城。
耿南仲旧事重提，自然不是无的放矢。至少王松现在明白，这老小子已经是打算溜了。而作为赵桓的老师，他的一举一动，正在影响着赵桓的决心，也影响着大宋王朝的命运。
“陛下，朝廷所需供给，皆仰于东南，臣也知之。但陕西诸州菽粟经此沿流入汴，运至京师，也可解燃眉之急。”
王松诚挚地说道:“往日朝廷需要供给百万京师禁军，如今则是十余万即可。臣愿驻守京畿各道，力抗金人，确保漕运之畅通。还请陛下收回成命，莫要再提南迁之事。”
他挂了枢密院的差事，却被困在了东京城中，他不知道这是皇帝的意思，还是大臣们的处心积虑。眼看着他没有了兵权，不知是皇帝还是大臣们，又想着把他踢出京城去，自谋生路，省得他占据中枢，搅扰试听。
“王卿，今日就这般，你先退下，我和耿相再商议一下。”
看到王松独自离开的背影，宫中的侍者都是面面相觑，暗暗摇头。
王松，你为国为民，一片至诚。可是这君王优柔寡断，这些臣子无耻之尤，朝堂中枢，又岂有雄才大略，忠肝义胆之人!
王松离开皇宫的时候，心里犹自七上八下。赵桓对迁都模棱两可，不置可否。耿南仲则是脸色阴沉，显然他二人之间的龌龊已经埋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身为天子和宰辅大臣，不能保社稷苍生，任由山河沦陷，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金人奴役杀戮。这样的朝廷，真的值得自己追随孝忠吗？
内修文学，外耀武威，封狼居胥，马踏燕然，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只是，刚才睿思殿里的一番谈话，让王松已经深深地怀疑，靠这样的君臣，真的能“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吗？
一阵冷风吹来，王松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天色已晚，街上几乎已经没有几个行人，这时候他反而冷静了下来。
他曾经幻想过的大宋皇室，大宋朝廷，也许并不是他的选择。他已经虚度浪费了另一个生命，难道他又要违背自己的初心，再一次碌碌无为，随波逐流?
这样的话，他的重生，又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