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这空荡荡的大殿之内，居于高座之上，王松才真是体会到那种孤家寡人的寂寞感觉。这种高高在上、营造上尊下卑的设置，也不知道是故弄玄虚，还是装神弄鬼，闲着没事。
宣抚司设在大名府，也是因为这里高城厚墙，富庶繁华，土地肥沃，人口众多，长久以来，也是河北东路的路治所在。
用后世的话，大名府是河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也是王松没有选择太原作为宣抚司所在的根本原因。
“郭兄，劝农桑，平狱讼，兴学校，理财赋，这些事情终得人去做。难道你让我去任命那些庸官庸吏，这不是有负百姓所托吗?”
郭永还再想推辞，王松已经正色道:“郭兄，夏日过后，女真人或许会倾国来攻，难道你想让我整日忙于这些琐事，陷在其中吗?无需多言，这河北转运使兼大名府知府，非你莫属。”
选择郭永担任大名府府尹，王松也是无奈之举，虽然郭永乃是大宋朝廷故臣，但至少在历史上，他的官品、节操经过考验。
最为重要的是，郭永在大名府为官多年，对官场故员旧历、地方民情颇为熟悉，百姓信服。有了这样熟悉地方的臂助，王松才可以从赋税、民事、刑狱、教化这些政务中脱离出来，把精力放到军事上去。
至于他郭永能不能胜任，对自己是不是忠心，那都是后话。在此过渡阶段，还需要他把民政这一摊子抓起来。实在不行，换了就行。
郭永见王松一片诚挚，也就上前肃拜道:“那下官就勉为其难了。”
按照王松的设置，不管河北是路还是自成一体，河北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司，或是提举常平司，它们只管民政。两河、陕西宣抚使，军事调遣尽归治下，谁也不能指手画脚。这，也是王松的底线。
经历了府州之战，他已是痛彻心扉，有些惊弓之鸟的意思。军中之权，万万不能被人染指，即便是掣肘，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两河、陕西宣抚使，名义上来说，只不过两河的军事长官，有宣抚之责，却无调兵之权，更和民政毫无瓜葛。无奈百姓都是他救，金人都是他赶走，他要施政于民，军务又归他节制，人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难道，真要靠偏安江南的大宋朝廷?
郭永心知肚明，只要王松没有和大宋朝廷公然决裂，他就还是王松的下官，大宋的臣子，他不会也不需要去挑战对方的权威。
至少从表面上，王松并没有脱离大宋朝廷，割据一方，所用的称呼还是旧日官职。他也没有精力去纠正什么君为臣纲、君臣之节。
朝廷把两河割让给了金人，自己都跑到了江南去了，还谈什么君要臣死，要不要脸。
朝廷如此对待王松，毁其名节，王松能够如此节制，仍奉大宋朝廷以正朔，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河北各处，每日南下的难民成百上千，其凄惨景象让他这个河北本地子弟良心难安，每日里安置难民，赈乏施粥，他早已经是焦头烂额，哪还有心思去想忠不忠君。
若是说起来，王松爱民如子，每日里殚精竭虑，从各地调入粮食抚民，其所作所为，可比那“青楼天子”强多了。
“郭公，如今是军政分开，你只管政事，军事自有我和军中诸位将领。我大宋百年，文官统兵，弊端实在多甚。如今乃是非常之时，望你莫要心存介蒂，形势使然而已。”
郭永点头道:“相公，下官不敢。行军打仗，纵横疆场，在下一窍不通。筹集粮草，劝科农桑、理财赋税，在下倒还是有些心得。”
王松点点头，相对于军伍上的军官易于安排，这民政上的可就麻烦多了。
大名府府衙，郭永坐于正堂之上，下面站立的一众官员，人人都是面色各异，心思不同。
大名府府衙虽然距离宣抚司衙门不远，但两者在职责权限上的巨大差异，则是和以前大不相同。
宣抚使王松掌军权，宣抚司下又在军伍上设军情司、宪兵司、兵器司、军医院等，由张横挂副职。民政方面，则有财政司、贸易司、民政司、提刑司、巡检司等，由郭永任大名府府尹，挂职监管。
郭永看似总管民政全局，但许多职能部门如财政司和贸易司等，却是由王松亲自掌控。
府堂中人头攒动，一众新官故吏济济一堂。
除了在外招募的贤才，旧臣故吏中，大多都是中下级、官阶不高的知事、经历、司狱、典史等，但依然是人数众多，离开者寥寥无几。
未能离开的原因，一是因为级别不够，囊中羞涩，拖家带口，殊为不易。此外，目睹忠义军大破金人，心中便有了想法。
堂中之人，有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忠义之辈，要不然，他们早随张浚、岳飞的船只南下，避祸而去了。
想冒险一搏的投机之人，也是不在少数。平淡枯燥、对前途绝望，乱世之秋，拼上一把，搏个锦绣前程。
当然，道貌岸然的居心叵测之徒也是藏身其中。他们想要的，莫过于自身的富贵和权力。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各有志，这却是王松不能控制的事情。
大名府、相州、磁州、邢州等等，这么大的管辖范围，人少肉多，总会有用得着自己的地方。
再加上这王相公兵马强盛，攻无不克，这将来发展的机会，可是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