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清宫内，崇祯喜气满脸，轻拍着报捷奏疏，感慨地说道：“东江镇获此大捷，一扫辽西之颓，振奋民心士气，实堪嘉慰。”
王承恩躬身陪着笑，说道：“皆赖皇爷之恩威，将士用命，方有此大捷，战绩为与建虏作战以来最大。”
崇祯笑得很畅快，全然忘了东江镇断绝粮饷已经有半年之久，各地边军也是同样的缺粮少银。
“依朕看，此次收复失土的大功实为郭大靖与李维鸾二人所立，毛文龙不过是坐镇白得而已。”
皇帝的这番结论令王承恩甚是惊诧，总指挥是毛文龙，手下勇猛杀敌，都有功劳，怎能说毛文龙是沾了手下将领的光呢？
转而一想，王承恩约略猜到了原因，看来对于毛文龙催要粮饷的奏疏中的不恭之语，皇爷还耿耿于怀。
毛文龙确实在奏疏中有不敬之语，也是被逼得发昏。在封建时代，这可是足以砍头的大罪。
当然，这也可能和崇祯心目中的战斗场面有关。
李维鸾守旅顺堡，应该是建虏蚁附爬城，他身先士卒，率领将士在城墙上拼命厮杀，血染征袍，终于把建虏打下城去；
郭大靖呢，率部跨海抄袭，于小黑山下的大路列阵阻敌，肯定也是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才迫使建虏不得不转走它路，倚仗骑兵的速度，狼狈逃窜。
至于毛文龙，在亲兵的重重保护下，功劳自然不大。
“郭大靖和李维鸾晋升参将，朕准了。”崇祯看似慷慨，说道：“我大明还是有能征惯战的猛将，朕心甚慰。”
王承恩笑着凑趣道：“皇爷英明，赏罚分明，将士定竭忠报效。”
崇祯抿嘴而笑，颇为受用，觉得正是自己的英明，登基不久，便连获大捷。
只是辽西却不成样子，锦州等城竟然不战而弃，丧土失地，令人痛恨。
王之臣不堪用，首辅韩爌推荐了袁崇焕，有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的光采，崇祯已经决定召回这位文官兼名将。
至于东江镇，粮饷已经恢复，斩获人头的赏功银也会发放，毛文龙叙功三级，报上来晋升的将官也都批准，还各有赏赐，算是对得起他们了。
作为臣子，作为官兵，平叛灭寇本就是应尽之责，应该应分的事情。
是的，封建君主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想法。
按照民间俗话：给你是人情，不给是本分。挑拣、索要，都不是身为臣子能做的。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赏你、罚你，都得感恩戴德。就是杀了你，也不得有怨言。
而对于崇祯来说，臣子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抵御建虏、扶危济难的能臣干将，如果在忠诚上打了折扣，也不是他所需要的。
从这一出发点，毛文龙在他心目中的印象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哪怕是打了大胜仗，斩获了前所未有的首级数量。
桀骜不驯、跋扈难制，这已经是崇祯给毛文龙下的结论。除非毛文龙肯接受文官监军，象其他大明武将一样，在文官面前低声下气，如同奴仆下人。
重文轻武，以文抑武，在明朝中后期，已经形成了病态的扭曲。
文官集团上有朝廷大学士，下有地方巡抚，势力在全国滋生膨胀，武将的地位则是一落千丈。
别看有些武将品级高，但在品级低的文官面前都要低头哈腰，曲意逢迎。
而武将浴血厮杀立下的战功，在文官眼中只是匹夫之勇。不仅在精神上藐视武将，实际指挥中，文官也是频频掣肘、横加指责。
可皇帝就对文官放心，对武将猜忌，特别是能节制一方的武将，就更让他猜忌怀疑，唯恐其割据自雄，甚至兴兵作乱。
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际，需要是能臣猛将来扶危济难，来拯救大明江山。崇祯却是本末倒置，根本没有一个皇帝的胸襟气魄，一个君临天下的自信。
刻薄寡恩，猜忌多疑，性格的缺陷正在逐渐体现。身为藩王还没什么，可作为皇帝，对于国家，对于子民，却是祸患而非福。
正在向孤家寡人的路上一去不复返，而崇祯却不自知，还为自己的“驭臣”之道而沾沾自喜。
崇祯高兴了一阵子，可又犯起了愁。皇帝天天因为银子而发愁，也真是没几个。
魏忠贤不是好人，甚至可以称为大坏蛋。但他和历史上的和坤一样，能给皇帝搂钱，能让皇帝安心享乐。
其实呢，魏忠贤也没干什么好事，但东林党人实在是太烂了，最后倒是把老魏给衬托出来了。
所谓：其实我没有多优秀，做得好全靠同行衬托捧场。
后世把老魏吹成治世能臣，能力挽狂澜。老魏死了大明就亡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缺钱就得想办法，但崇祯只能想到“节流”，却不会“开源”。
怎么节流，就是拖欠军饷，就是穿补丁衣服，再加上这要实施的裁撤驿站。
御案上摆着的奏疏是御史毛羽健和刑科给事中刘懋呈上的，一个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一个说“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
总之，就是一个意思，裁撤驿站，节省开支。按照他们的计算，一年能省六十八万两银子呢！
看到能节省银子，崇祯的眼睛就亮了。阔以呀，能顶东江镇一年的军饷了。
当然，驿站的积弊自明中后期后，确实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令人痛恨。用两个字来归纳，腐败，主要就是“公车私用”。
比如官员以及亲朋好友，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可以拿着有关部门的免票，去享受驿站的服务（免费食宿、免费车马），如此造成的开销自然也是巨大的。
驿站有弊病，那就好好整顿，搞一刀切的裁撤，那肯定是操切，且不负责任的。
崇祯肯定想不到裁撤驿站会裁出个李自成，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会去想什么基层就业、社会稳定，御笔一挥，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