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晚上，即独立调查委员会向国会报告“保护费”事件初步结论的前一天，民主党全国委员长、同为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圣路易斯民主党领袖罗伯特-E-汉尼根找到了杜鲁门交换意见，两人平日关系十分密切，一直相互支持，因此相对来说并不会兜太多的圈子。
“现在结论很明显了，所有细节查证、知情人询问和档案研究都不能让‘保护费’这件事成立，也就是说，不管真相如何，起码定罪证据不足！”汉尼根道，“在事实面前，我相信共和党人无话可说。”
杜鲁门点点头：“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费了这么多脑筋、听了这么多抱怨，最终就是要这个结果，这很好。”
“但特纳的案子比较棘手，大家都还在争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即便特纳这样做是必要的，光英格索尔上将揽下责任似乎还不够，特纳也应该要辞职——但这与总统的要求不符。不仅共和党是这个态度，我们党其他几个委员似乎也有这么一点意识，无非没表露出来而已。另外，共和党人在煽动陆军基层部队对海军的不满情绪，说假如没有处置不公的因素存在，为什么2个师是‘阵前起义’而不是坦然投降？试图通过反证来推导出海军居心不良……”
杜鲁门点点头，苦笑道：“其实还有一种更明显挑拨离间的说法：特纳那天说陆军有很多这样的师，而海军舰队只有1支，言下之意是2个陆军师不如舰队重要，那将来海军遇到紧急情况还可能再继续放弃陆军部队喽？中下级军官持有不满态度的甚多。”
这一点很让仍头疼，到底是一支舰队重要还是2个陆军师重要，凡懂军事的都知道该如何选择。就像在日常，到底是一个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更有价值还是一个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的老年人更有价值其实很容易判断，但这种明显的结论却不“正确”，或者说不符合“政治正确”原则——因为宪法说人人平等，没有谁比谁更高贵、更重要。放在这个场合里，难道能旗帜鲜明地表示陆军重要还是海军重要？
“所以特纳这件事非常麻烦，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汉尼根叹了口气，“特别是他们查证资料后又发现特纳原来提出过很多作战计划设想，包括用50-60艘护航航母去进攻亚速尔拼掉德国飞机，为后续舰队登陆开辟道路这样疯狂的念头。”
杜鲁门摇头道：“我不这么看问题，我其实认为特纳是对的，不仅如此，我们之所以遭遇一连串失利都是因为我们没发挥最佳优势所致。”
“您能说说看么？”
“我查阅了参联会的作战指挥记录并对照了战役公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在去年联合舰队与德国人和我们在非洲一线大打出手时，尼米茨将军的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地面部队正在东南亚持续反攻，岛屿上的日军一片一片地死——完全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死亡。如果是我国军队，陆军一定愤愤不平地抗议，我们的飞机呢？我们的舰队呢？但是，日本人用数万人的死伤拖住了我们的步伐，给联合舰队的胜利创造了良机。虽然我不喜欢日本人，但不得不承认，这种疯狂的牺牲精神比我们那该死的‘政治正确’要高明得多，难道日本陆军就心甘情愿为海军而死？难道陆军的命就贱一点？没上层压着，可能么？”
汉尼根点点头，他对军队不太熟悉，这种说法还是头一次听到，非常新鲜。
“我再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是我刚刚这几天和苏联人交流才知道的……”杜鲁门解释道，“堀悌吉在东京发动政变，谁执行具体指令呢？是一个叫柴崎惠次的陆军中将，他指挥着一个美械陆战旅团。这人你我都不认识，但一提起来你就明白——他是当时塔拉瓦日本守军的最高指挥官，塔拉瓦战役中尼米茨将军将岛上的日军从5000人歼灭到不过几十个人，他是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之一。然后我查看过海军作战纪要，发现当初堀悌吉率领联合舰队扫荡澳新而不是去直接救他，换而言之，柴崎惠次之所以这么惨，完全是拜堀悌吉救援行动迟缓之赐。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反过来为堀悌吉效力，你怎么想？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体制中会有这样具备自我牺牲精神、义无反顾为长官效死的军官么？”
“可怕，可怕……”汉尼根喃喃自语。
美国军队的传统都是号召效忠国家，效忠美国人民，怎么可能强调效忠长官，为长官赴死？——这不民主！
“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重要，自己不能被牺牲，那谁来牺牲呢？”杜鲁门意兴阑珊道，“总统明天安排了人出场，希望能用他的演讲来鼓舞士气、挫败共和党的阴谋，然后再把特纳的事拖一拖，看看有没有转机，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了。总统的想法我明白，杜威的意思，我也能明白。我只是不明白共和党人为什么要用这种煽动把军队搞乱，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难道他们不是美国人？难道他们永远不想当总统了？”
“这只是他们争权夺利的手段罢了，总统身体不好，我们党又出了华莱士这样的叛徒，所以他们不但着眼于大选，还盯上了国会选举。”汉尼根叹息道，“我理解总统保住特纳的想法，但你这几天表现有点过火了，不但共和党深表诧异，甚至不明真相的军界也对你颇有微词，当然我看高层军界都是理解的，也明白这是种政治手腕——高标准、严要求办成铁案将来就翻不了案。”
“是嘛……这很好，万一我将来要下手也狠得下心。”
“下手？”汉尼根吃惊道，“你要下什么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