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学超与一众大明官员和将领依旧满头雾水。难道你们朝鲜就为了所谓的春秋大义，为了恢复中华，就毅然决然地要反清？问题是，我们大明朝廷为了报复你们背藩叛明，协助建奴攻我关内外，几乎是年年都派军队在你们朝鲜沿海地区“练兵”，并顺带“打打秋风”。
在这种情形下，你们朝鲜王国不是应该联合建奴，攻击我大明朝廷吗？
你们朝鲜君臣怎么会做出“联明击奴”的决定？
你们朝鲜确定不是在对我大明使什么诡诈之计，假意联合，然后背地里捅刀子？
其实，朝鲜在丁卯胡乱（1627年后金阿敏攻朝鲜）和“丙子胡乱”（1636年皇太极亲征朝鲜）之后，虽然表面上对满清极为恭顺，输岁币，献贡物，压人质，甚至还派出数千鸟枪兵随同清军攻略关内。但实际上，朝鲜上下无不对满清充满愤恨和鄙视，对受制于满清，屈身于蛮夷，视为奇耻大辱。
朝鲜虽然公家文书使用清朝年号，但在特定场合（如祭祀、墓碑及与明朝相关场合）却依旧在使用“崇祯后纪元”。
仁祖李倧1649年死后，之后的朝鲜孝宗李淏继位，其内心深处强烈的尊明意识与投降于清的耻辱感相结合，导致了朝鲜国内“北伐论”的产生。
李淏继任朝鲜国王时，接受弘文馆应教赵赟之建议，不在仁祖玉册、志石中写入清朝年号，首次传递出反清的信号。
随后，李淏在对清关系上开始进行调整。仁祖末年，金自点为首的亲清派洛党专权，强制要求所有场合使用清朝年号。李淏继位后，便将这个规定立时废除。另一方面，他开始酝酿“北伐论”，计划配合中原反清势力，武力推翻清朝，恢复明朝，并一雪丁丑下城之耻（1637年，即丁丑年，正月三十朝鲜仁祖向清朝皇帝皇太极跪降的事件）。
他即位后，有空就在昌德宫后苑练习骑射功夫，操练青龙刀、铁铸大椎等兵器，并求将才若渴。
不过，当金自点被流放后，其心腹译官李馨长却密告清廷，称李淏罢黜亲清旧臣、起用斥和士人，并密谋反清，还送去了不写清朝年号的仁祖长陵志文文本作为证据。恰好此时孝宗上奏汇报“倭情”和“明情”，请求允许朝鲜修筑城池、训练军队来防备日本和永初朝廷的袭扰，却因此惹恼了清朝。
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派祁充格等六名使臣去敲打朝鲜，是为顺治七年（1650年）春的六使诘责事件。史载当时“人情震惧”、“朝野汹汹”，传言清兵压境，李淏听说后也“大惊忧，达夜不寐”。他起用已被罢官的元斗杓为远接使，领议政李景奭也自告奋勇，前去义州侦察情况。结果清使雷声大雨点小，只问了筑城一事，最后以李景奭和撰写“倭情”和“明情”奏文的赵?被流放白马山城了结。清使还顺便为多尔衮提亲，孝宗遂以王族锦林君李恺胤之女为自己的义女，封为义顺公主，嫁给多尔衮。
孝宗以“北伐”为国是，借口防备大明永初沿海袭扰之事，全面推进扩军计划。顺治六年（1649年），他任命李时昉为守御使，负责整顿拱卫京畿的守御厅，下设广州（南汉山城）、杨州、竹山、原州四营，以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今年二月，又将守御厅下属的牙兵改编为炮手（鸟枪手）和射手。
三月，李淏任命李浣为御营大将，负责整顿和扩充中央军御营厅。八月，孝宗移拜李浣为训练大将，又对另一支中央军——训练都监进行整顿和扩充。当时训练都监兵约5000人，李淏还计划将训练都监兵扩充到10000人。
去年年底，随着多尔衮的死去，清朝对朝鲜的干涉大幅减少，使李淏得以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北伐事业。李淏内心对清朝是非常敌视的，他感叹若不是年年朝贡，朝鲜的财政状况也不会如此糟糕。此外他更是积极酝酿北伐论，计划在自己五十岁前与清朝决战。
李淏单独召见宋时烈于昌德宫熙政堂，曾和盘托出他北伐的抱负。李淏自信“熟知彼中形势及山川道里”，因此对清朝没有“畏慑之心”。他的北伐论是建立在“满清崩溃论”的基础上，即他判断“彼虏有必亡之势”，依据如下：
皇太极兄弟众多，顺治帝兄弟稀少；
皇太极时人才济济，顺治帝时都是庸劣之辈；
皇太极时崇尚武事，顺治帝时日益汉化，武事渐废；
顺治帝“虽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势不久”。
他认为北伐的可行性在于，中原豪杰义士会群起响应，满清已开始不尚武事，辽沈防备空虚。另外，朝鲜向清所贡岁币都在辽沈，北伐期间可资军用。丁卯、丙子胡乱中还有数万朝鲜俘虏，可为内应。
因此，孝宗计划在十年内培养精锐鸟铳兵10万人，等待清朝内乱，然后出兵直抵山海关外，强调“大概今日事，于吾身不能有为，则将不能有为矣”。
听了朝鲜使者“联明击奴”和相约择时“北伐”的建议后，耽罗岛上的大明官员和将领如何敢自专。随即热情款待朝鲜来使，并派出一艘快船，将此间消息报与登莱，请朝廷派出阁臣要员前来与朝鲜协商停战及联合作战之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