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官卖的消息先传到了孙家，孙妻觉得天大的冤枉，高声对邻佑们顺道：“众位乡邻，我家在此居住很久，行事为人大家都知道，何时有这样的丑事？如今两个光棍虚捏我通奸，官府要将我发卖，岂有天理？有良心的四邻们，求求你们，与我一起到官府陈明此事吧！“

孙妻悲伤至极，声嘶力竭，但四邻们唯恐惹上官司，大多闭门不出。只有几个忠厚长者，悄悄对孙妻说：“姓柳的县太爷昏庸至极，即便我们一起去见官，料想也是无济于事。我等听说吏科给事邹元标大人正好路过本县，他可是朝中公直好人。倒不如你去到邹大人那里喊冤，说不定事有转机。“

孙妻听从了长者之言，趁人不备偷偷跑了出去，在路上拉住了邹给事的轿子，诉说自己被两个光棍入家调戏，喊骂不从，丈夫状告到官府，却被光棍辩称是自己对他通奸，如今县太爷不辨是非，要将自己发卖，自己不服，特来投告。

在明代，无论是何等级的官员，只要有人拦轿喊冤，都必须受理。

因此邹给事命人将孙妻带到府第，耐心听其倾诉，并且问其姓名、年龄、父母姓名、以及床上被褥颜色质地、房中家具摆放位置等等。孙妻一一道来，邹给事牢记在心。

邹给事本是无权处理该案，但移交给当地县衙，无非只是绕了一个弯路，冤情还是难以洗清。于是邹给事写了一封私人书信给柳知县，说道是因为自己好奇，所以希望柳知县将该案当事人送交自己问讯，问毕完璧归赵。

邹给事本是皇上器重之人，柳知县不想得罪，赶紧将当事人押送到了他府第。

邹给事先是询问张逸：“既然你说与孙妻通奸，你可知其姓名？她的父母又是谁？房中摆放什么家具？床上被褥是什么花样？“

张逸还是以为邹给事如同柳知县一样，昏庸无度，于是信口开河地说道：“我是近日才与其通奸的还没来得及问其姓名。再说，女儿作土娼，父母有名姓，她也羞于告诉我的。她房中摆有斗床、立柜，还有木梳、木粉盒、青铜镜、添镜台等。床上是蓝花褥子，牡丹花被，青瓷枕头，流苏床帐。“

邹事给又以同样的问题问李陶，李陶则声称：“大凡土娼，只呼娘子，不问姓名，因此不知其名。我记得她曾经讲过父名朱大，母姓黄氏，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真假。毕竟做这一行，说的话很难当真。家中的器物，张逸讲得很明白，我不再重复了。“

听完两人陈述，邹给事差人押解着两人去往孙诲夫妇房中核实，发现乃是藤床、卧柜、牙头梳、银粉盒、白铜镜、描金镜台、素色褥子、条格布被、布质枕头、无花床帐。

也就是说，张、李二人所讲的与实际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可见根本不是什么通奸，反而有可能是强奸。

邹给事再次审讯张、李二人，张逸辩白说：“通奸没有成功，因为孙诲收了我60两银子，让我前去找他妻子。哪知道他妻子不从，没有进入房中，所以说没看房中之物，只是信口胡说罢了。“

邹给事又问道：“既然你将银子给孙诲，他同意你奸他妻子，那为何你要与李陶一同前往呢？”

李陶则辩称张逸不认识孙诲家，自己只是带路而已。

邹给事又问道：最初你们两人都说给了银子，与孙诲妻有奸，如今却说给别人带路。既然房中之物也可以信口胡说，那还有什么不是信口胡说的呢？你们此前说将银子交给孙诲妻，现在又说交给孙诲。从本官审你开始，你们没一句实话，反复而端，光棍之情显然！“

明朝法律对强奸者定罪极严，成年人强奸她人，绞刑；未成年人则是杖100，流放3000里。张、李二人不但有强奸的意图，还恐吓殴打，此种行为也有对应的明法条例，则为没收家财全数充公。除此之外，明法还对光棍针对有专门的光棍罪，即对这一群以偷盗搂扒、斗殴杀人、诈骗、强索钱财等为谋生之道的无业游民，一经犯案，不分首众，皆斩！

在将此案上报“两院”后，张逸、李陶被定为光棍罪，处斩；柳知县不分清红皂白，凭主观认识定案，被罚俸2个月；孙诲妻守贞不染，赏白练一匹。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对于为官之人，案件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是案件，对受害人的伤害都是巨大的。但柳知县此人，没有真凭实据，只凭口头之言，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测，就能裁定一个案件，可谓是视民如草芥。如果孙妻没有继续上告，一个无辜的家庭就可能家破人亡，而只罚俸2个月，这样的惩处也实在太过轻松了。

除了柳知县，更让人难受的是邻居的反应。

众人都害怕摊上事，而自扫门前雪，表现了人性的自私的怯懦。试想，如果无赖不除，今天被害的是孙妻，那明天呢，是不是又会有更多的人遭受到同样的伤害？今天不愿意站出来帮助他人，明天又有谁会站出来帮助你呢？

无赖之所以肆无忌惮，无非就是瞅准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非就是曾经自己试图想得到帮助，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再烫的心，也有被浇熄的那一天。

一个对外部世界冷漠无情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一个由许多对生活、对生命无动于衷的人组成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