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华夏大地，一片生机盎然。
在东边的河北、淮海二道，渔船早已出海，试图寻找早春的第一波渔汛。
“口袋船”紧随其后，为各渔船提供补给物资，同时收购他们捕上来的鱼，运回港口。
在这其中，作为大夏第一支水师的平海军一马当先，堪称“渔业先锋”、“劳动模范”，十分卖力。
让我们把目光南移至淮南、江东、福建、岭东四道。
因为风向渐渐转变的缘故，外国商船的离港潮已近尾声。装载了大量中国货物的高丽、日本、波斯、大食、婆罗门商船纷纷拔锚起航，返回本土。
而在接下来的半年内，扬州、明州、泉州、广州等港埠将陆陆续续迎来新一批外国商船。
稳定的环境，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朝廷收税收到手软，喜笑颜开——海州市舶使、齐王邵观诚，刚刚被提拔为统管淮海、淮南、河北对外贸易港口的“三道都市舶使”，可见朝廷的重视程度。
在舆图的东北角，肥沃的辽东大地上，数以百万计的汉人、奚人、契丹人、渤海人、鞑靼人、靺鞨人挥舞着锄头、钉耙，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春播。
经年教化之下，蕃人从语言到服饰，从民居到生活习惯，一点点向中原靠拢。
原本不会种地的，学会种地了。
原本不过中原节日的，现在过了。
汉儿语通行各地，学会这种语言成了走出家门远行的刚需。如果想要飞黄腾达，则还要学会文字，通读典籍，然后去争夺本道仅有的三个进士科名额和一个农科名额。
府兵们也难得帮部曲一起干活。
除除草、照料下牲畜、修理修理农具，他们的妻儿子侄，则用马车将食水运到田间地头，给部曲们分发还算丰盛的春播福利：胡饼、干酪和肉脯。
而在辽东道西北边靠近室韦诸部的地方，府兵们还用麸糠、豆子喂饱了战马，然后全身披挂，挎刀持弓，联合起来巡逻，谨防室韦人狗急跳墙，前来劫掠——在保卫自家财产这件事上，他们十分积极，也勇猛得难以置信，依稀让人看到了当年河北武人以一镇抗天下的豪情壮志。
在北边的草原上，商队迤逦而行。
他们给草原牧人带去了急需的生活用品，然后换回大量皮革、牛角、牛筋、羊毛以及——毛纺行业相当重要的卤碱。
关北、关内、直隶、河南诸道已经“根深蒂固”的羊毛纺织业每天都会消耗大量卤碱，以给羊毛脱脂。
草原卤碱量大、价廉，是他们销往中原的重要商品，也是各路商队的重要目标。
跟着商队一起南下的还有身高体壮、箭术卓绝、吃苦耐劳的草原精壮，他们带着无限的向往，试图寻找自己的未来。
在西南，战争的创伤渐渐抚平。
从河北迁移而来的百姓，填满了黎、雅、嶲、曲、昆、姚等州适合农耕的地方。
朝廷给他们安排的多是海拔合适、气候相对凉爽的地带。抵达大理府的河北、河南精壮男子甚至还占了大便宜，曾经最让朝廷担忧的南诏西京，如今居然最为稳定。
或许，这与当地和谐的夫妻关系脱不开干系。家里缺了男人，诸事不便，日子总要过的，凡事向前看。
而在两条通往云南的驿道上，随着云南多金银铜矿的消息甚嚣尘上，无数商人蜂拥南下，寻找发财的机会。
国朝与唐代一样，不禁止民间开矿，只课税。且税率高达“四分取一”，但这依然阻止不了商人们开矿的决心，因为这项买卖实在太暴利了。
云南的梯田、灌溉、畜牧系统在慢慢修复，道路也不断得到维护，这是种居爽的功劳。
而种氏家族，在大夏的地位也扶摇直上。
种老夫子作为河南、河北一带著名的大儒，已是理蕃院副使，宰相一级的人物。
种居爽为云南道巡抚使，封疆大吏。
老实说，父子二人这般地位，比较罕见。
种昭仪很受圣人宠爱。在后宫嫔御之中，她是少有的能让圣人不在她身上玩弄变态花样、发泄黑暗欲望的女人。在这一点上，即便当年的折皇后也不能免俗。
新定的西北边疆，大夏的旗号日渐深入人心，无上皇帝的威名远近皆闻。
这就足够了。
朝廷也不要求他们现在就反哺财政，能大体稳定住局势，按部就班发展就可以了。辽东、云南等地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朝廷对治理安西旧地也颇有信心，虽然只在科考上给了他们一个进士科名额、一个农科名额。
最后我们可以关注大夏的正中心：中原。
这里是全国政治与经济双重中心，久沐王化之下，四海升平、乡闾淳化。
百姓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积蓄，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
战火似乎已经成了久远的传说，流传在坊间的，多半是些逸闻趣事。
在这些故事中，朱全忠不出意外地成了大恶人，李克用的形象则被大大拔高——在二十年前，两者的民间风评截然相反。
朱家唯一形象好的，大概就是前梁王妃张惠了。
在中原百姓的口中，这个女人先束缚住了朱全忠的豺虎之心，随后又让圣人沉迷在她的温柔乡里，中原百姓因得大利，人人称颂。
这就是大夏。
这个国家，日复一日地运行着，就像一台不甚精密，但却粗糙皮实的机器，轰隆隆作响。每过一年，似乎都被注入了一些鲸油，整台机器的运转也变得更加丝滑流畅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圣人正与宰相、枢密使、学士们反复讨论，编纂新书《致治》的消息正以飞快的速度流传到全国各个角落。
三月底，随着第一批学者进京，关中顿时成了四方关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