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本书《通货》，邵树德讲的都是十分概念性的东西——他也只打算写概念性的东西。
他始终无法理解，很多商人在实际经营中，明明已经对这些概念有模糊的认识了，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为什么不出一本书呢？
其实不光商业，其他很多方面都如此。
既然没人做这件事，他就来做。
商人可能懂货币，但官员不一定懂。对当官的来说，无需高深的理论，概念性的东西了解下就行了，免得贻笑大方，做出拍脑袋的决策。
而在这本书完成之后，《人口陷阱》开写之前，邵树德一度想再写本关于货币、商业、信用方面的入门书籍，但基于上个理由，他放弃了。
如今这个天下，不具备全面使用金属货币的能力，存量不够。
腊月下旬，在《通货》这本书彻底完稿，《商业》、《地租》、《赋税》、《人口》四本书都只开了个头的时候，户部尚书杜晓带着几位佐贰官员先期抵达——他是在今年初接替兄长杜光乂出任户部尚书的，兄长的心疹愈发严重，不得不回家休养。
当天晚上，他收到了一份《通货》手抄版，于是彻夜通读。
腊月二十三日，邵树德在蓬莱殿内召见户部诸位官员。
“书看完了吧？”邵树德直截了当地问道。
“看完了。”杜晓回道。
其实不光他看完了，几位侍郎、郎中、员外郎们也各自手抄了一份，回去阅读。
“怎么样？”
“陛下不会是想废除绢帛，推广银钱吧？”
邵树德一听就笑了，问道：“朕看起来这么傻吗？”
杜晓无语。
他知道圣人一直对银元情有独钟，并衍生出了银元票这种东西。
当然，杜光乂是支持圣人的某些政策的——
三十年前，为了缓解钱荒，圣人大力推行集中交易、记账货币的模式，使得民间对金属货币的需求大大降低。
三十年后，商人们已经渐渐熟悉并认可了这种模式，因为真的非常便利于商业交易。
三十年的时间，这种习惯、认知一直在不断强化着，以至于现在银元票的信用大大增加，可以直接拿来交易。
但——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
圣人的举措，大大缓解了钱荒，于天下百姓有恩惠，于商徒们有大恩。但你要说直接用银元做货币，这不靠谱，杜晓不同意。
还好，圣人也十分清醒。
“朕知道，银元票还不是货币，只是一种信用凭证，与前唐各镇进奏院开具的飞票并无本质区别。”邵树德说道：“在未来数十年甚至百余年，银元票始终只会在很小的范围内流通，天下绝大多数人根本见不到其真容，甚至听都不会听说。”
“那——陛下为何写这本书？”杜晓好奇道。
书的内容很白，甚至用语习惯都很别扭，读起来很吃力。而且似乎创造了太多的新词，让人无所适从。
“朕老了……”邵树德只说了一句。
杜晓恻然，想说些什么话，又觉得都不合适。
“所以想留下一点东西。即便现在不合适，但将来条件成熟了，或许就有人记得这本书。”邵树德继续说道。
其实正如他所说，现在努努力，打好基础，也许在一百年后，金属货币可以逐渐把非常不好用的布匹、粮食挤出市场，让它们慢慢成为历史。
这就是邵树德写《通货》的原因。普及金属货币领域的各种概念、原理，给官员们扫盲。
不要高估官员们的知识面。
对于读经史上来的官员，经济方面几乎一窍不通，很容易搞出各种骚操作，并不是他们特意使坏、故意乱来，他们是真的不懂。
“不说那些丧气话。”邵树德笑了笑，又道：“朕在书里写了一种捞钱的办法。也许一百年后，某位宰相读完全书后，能掌握其精髓，为朝廷增加收入。”
“法币与铸币税么？”杜晓问道。
“正是此物。”邵树德说道：“可别小看它。如果好好操作一番，朝廷收入会大增，能解决好多麻烦。钱多了，很多麻烦就会消失。”
邵树德一直觉得明朝浪费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日本白银的大量流入——马尼拉帆船贸易提供的白银其实不多，毕竟每两年才1-2艘船——使得明朝有条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够推行金属货币的朝代，但他们浪费了……
明朝只有白银，没有货币。
首先，国家层面没有铸造各种面值的硬币——邵树德在《通货》这本书中将其称为“法币”。
这是一切乱象的根源。
因为没有法币，民间就自己乱来，随意切割银子，什么银豆、银角子之类，四处泛滥。
对比同时期的西方，即便一个小小的城邦国家，也会铸造自己的法币。货币兑换所随处可见，外国商船驶来时，第一件事就是兑换当地的银币。而货币兑换所则抽样检查，用化学的方法化验银币的含银量，然后给出一个汇率。
明朝那会，阿姆斯特丹已经有了十几种主要银币的汇率，定期公布。
比如，法国人因为战争，财政吃紧，于是铸造了一大批含银量较少的劣质法币“利佛尔”，消息传出去后，阿姆斯特丹市场上的利佛尔汇率立刻暴跌。
在金融、财政领域，中期的明朝与西方国家，已经远远不在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