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都是别人的，好处都是自己的，可以在致仕之前，留下更好的名声、更宽的人脉！
杨廷和的猜测很阴暗，却距离事实不远。
但在李东阳看来，这是公私两便的事情，给自己捞好处的同时，还能为国拔才，何乐而不为呢？
……
大概花了两个时辰，阅卷统计结果出炉。
第一名，杨慎，满分，十四个“○”。
第二名，余本（会试第一百九十二名），十二个“○”，两个“△”。
第三名，邹守益，十一个“○”，三个“△”。
王渊排在第九十八名，三个“○”，两个“△”，四个“丶”，四个“丨”、一个“×”。
杨廷和拿着王渊那份答卷，感慨道：“此人的卷子，一言难尽。”
杨一清笑道：“我倒是觉得言之有物。”
“哈哈，大胆敢言，此子可为御史。”大理寺卿张伦笑道，他给王渊打的也是圈。这位先生乃言官出身，担任监察御史巡视各地，复又以断理冤案名满天下，他知道王渊写的许多内容都是实情。
王渊写的什么？
在讨论文武之道时，他说先秦时代不分文武，宰相都是下马治民、上马管军，所以有“兵农一致，文武同方”的说法。又以管仲为例，阐述以文促武、以武敦文的道理。
虽然千古大道相同，但具体环境是变化的，于是有了文治和武治的差别。
天下混乱的大争之世，必须以武治为主，因为此时的首要目标是强兵。但与此同时，更要重视文治之功。
为何大明太祖能得天下，其英明神武的地方，就体现在文治方面。张士诚和陈友谅，一个富甲天下，一个兵多地广，却只知掠夺，不事生产。太祖皇帝可以败一次、败两次、败三次，由于军粮充足，败多少次都可以重头再来。
而张士诚和陈友谅，看似强大，其实早把治下百姓掏空。他们败一次便内部矛盾激化，败两次、三次就彻底崩盘。这就是太祖皇帝的文治之功。
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
其一，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被破坏得千疮百孔。马政、盐政、茶政分别如何如何，卫所制度又如何如何，官田制度又如何如何。
其二，此时的大明，与开国之初又不同。国朝初年，地广人稀，只要种地，皆得其活，人民富足安乐。一百五十年过去，人口繁衍生息，大明变得人多地少，因此催生出大量流民。一旦有反贼举事，这些流民都是潜在威胁。
其三，太监和贪官，盘剥百姓，鱼肉乡里，人民苦不堪言，应该整顿吏治。
其四，土地兼并是个最严重的问题，这导致朝廷收不上赋税，而农民又负担沉重。应该进行全国性的土地清查，改革赋役制度，既能增加税收，又能减轻农民负担。
其五……
王渊说了很多实际问题，有些是从王阳明那里听来的，有些是从沈复璁那里听来的，有些是乡试路途中请教商队秦把头所知，还有些是自己在穿青寨亲身体会的。
甚至，王渊还提出先把实物赋税，逐步改为货币纳税，取得成效之后干脆摊丁入亩。
还有，王渊认为应该增加就业，让流民能找到活路。首先要进行的，便是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小商贩在居住地落籍，一个户籍改革便能减少无数流民。
这些都还不算什么，最吓人的是，王渊提出实行分税制。即把一些税收列为国税，另一些税收列为地税，这样才能充实户部，让中央在关键时刻有钱可用。
可惜户部尚书没参与阅卷，否则肯定要给王渊一个大圈圈。
于是就出现巨大分歧，杨一清和张伦觉得王渊言之有物，特别赞赏王渊的卷子。
而大部分阅卷官，觉得王渊太过激进，他若当上重臣，必然将大明折腾得够呛。但总算针砭时弊，而且说得有些道理，于是随便给个三四等评分。
被排到九十八名，够咱威武大将军朱寿先生慢慢找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