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汉族，濠州定远县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任丞相，后因被疑叛乱，爆发了胡惟庸案，遭朱元璋处死，同时藉辞穷追其友好，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五千余人。
胡惟庸，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凭着李善长的推荐，任右丞相，开国之初，李善长、杨宪之争，最终导致杨宪被杀，汪广洋又不堪重任，促使朱元璋最终选择了资历浅、却更有手腕的胡惟庸，“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实话实说，胡惟庸上位后，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惟庸亦自励”。朱元璋很满意，这个资历较浅的内阁总理，用起来顺手，替朱元璋做了许多想做的事。因为好使，朱元璋还处处特别护着胡惟庸。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先阅内外诸司奏章，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学士吴伯宗曾因弹劾他而险遭大祸；大将军徐达对他不满，曾在朱元璋处诬奏其奸行，后竟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因福寿揭发，未能得逞；胡惟庸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令其在外收集军马，以图谋反。
此外，他还勾结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令陈宁坐中书省阅天下兵马籍，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极大注意。朱元璋从元亡的教训中，深感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即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闭中书省，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权力。
不久，胡惟庸之子驰马于市，坠死于车下，惟庸杀挽车者，朱元璋大怒，令其抵死，不准以金帛偿其家之请。涂节和中书省吏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先后处死。
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揭发，如派林贤下海招倭；派封绩称臣于元嗣君，请出兵为外应；令李存义、杨文裕说李善长谋逆；毒死刘基；收纳亡命等事，连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等。朱元璋大怒，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者达三万余人。“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无论史家对胡的品行有如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胡惟庸有相才。他把个中书省料理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然权势亦益炽。明史说：“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末已，朱元璋也觉得不太好玩了，感觉相权有点过重了。比如，涉及官员生杀升降调用之类的事，胡“不奏径行”，就定了；六部奏报，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也可以藏匿不报；还有就是各类官员，争走其门，送礼示好，等等。
这对一向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来说，是绝对不爽的，其实，丞相事务繁多，“不奏径行”也是正常的，如山公文和纷繁政事，丞相当然可以有处置之权。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官吏争走其门、争颂其功，最后结党营私，自己被架空了。
纵观胡惟庸就任丞相后的主要政治作为，就是帮助朱元璋整人，作为朱元璋手里的一根“棍子”，朱元璋想整谁，胡惟庸就打谁。那么，胡惟庸帮朱元璋整了哪些人，都是怎么整的呢我们知道，胡惟庸是朱元璋任用的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之前，朱元璋任用过四个丞相。这四个人下场悲惨，或多或少都与胡惟庸有些干系。不少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天下时的朱元璋队伍，主要靠两大地方派支撑：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建国后，这两派各自形成两大党争集团——浙东集团和淮西集团。本来，胡惟庸、李善长这批人和朱元璋是一伙的，都是淮人，所以在朱元璋弱化浙东集团时，胡惟庸李善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