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世上自然是没有理想的事情，总是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卫所制固然在大明前期发挥不小的作用，维持了大规模的战争所需，保证了足够的作战人数，取得了算是辉煌的战绩，这支部队也一度成为当时的世界上最伟大的部队之一。
而事情还是发生了不好的变化，军队自己承担后勤补给一般会发生两个方向的走势和相对应的结局，一个方向的结局是走向军阀割据的局面，就像曾经的唐朝的节度使一样，这种情况是在制度管理上缺乏合理的设计，让资源过多的流向各方军队的实际掌管者，从而让边境各方的军队势力做大，成为实际上的一方诸侯。
另一个结局就是像大明这样，合理有效地管理制度设计，让大明实现了从上至下的军队管理控制，基本的资源都掌握在上层的将领手中，而虽然所有在地方实际控制的中层军官都是世袭的，没有试图去挑战在底层的监察能力，但是所有上层将领却不是世袭的，而是始终处于明廷的调动之中，忙碌于各方的边防事务与战事。
真正处于基层，能够具备一定的地方影响力的军官，所能够掌握的资源又极其有限，其实是不足以自己养活自己的部队的，还是要上方军队来进行支援，除此之外，因为各处的卫一级军官都是世袭的，又形成了在集中控制的高层军官下面的分散世袭。
这些世袭军官各自为了自己的势力而谋取利益，但是这种利益是极其有限的，一个卫，因为大明的行政，军事，监察分离的制度安排，所能控制到的东西很少，基本上无法形成有效的利益，来发展自己的个人势力。
这样一来，大明是没有出现各地军官的势力，出现军阀节度使等各方割据，但是被过度限制的利益，同时也让各地的边防将士的待遇越来越差，境况越来越窘迫。
也许从利益设计的层面上来看，卫所制是能够有效地维持大明的军力的，但是这种维持的程度还是太过于理想化，剥离了军官大量利益以保证明廷对于军官的控制的同时，这种利益的剥离又造成了利益剥离体系的下沉，最终让所有的士兵都分担到了这种利益的剥离，以至于士兵的待遇严重下滑。
作为战士，是要为国战斗，为国牺牲的，如果不能保证士兵的待遇，就只会得到两个结果，士兵人数的大量减少，即逃兵的出现，和现存的战士的军事素养的下降。
这种问题，在正统初年已经显现，此时经历了明仁宗和明宣宗的保守时代，大明已经不再是明太祖和明成祖那个四处出征，威势称霸天下的时代了，愈发保守的战略和明宣宗因为和其叔父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对于军队的特殊对待，让这些士兵一方面随着军队地位的不断下降，自身的地位和待遇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
此外，军事方面因为战略保守的缘故，不仅仅是单纯的地位下降，还有因为战略上不再被需求而导致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比起来待遇的下滑都要更可怕，明宣宗是选择了直接放弃大量的远方疆域的控制，大量的士兵因此不再被需求。
不是待遇的下降，而是出现了根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卫所制不仅仅带来了卫所士兵生活的窘迫，待遇的不堪，甚至是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
因而时间到了明英宗正统初年，根据《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中记载，卫所的逃兵人数居然到了一百六十多万人之多，在许多地方，卫所制度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不得不开始采用募兵制。
姜榆罔的这些莽古堡士兵，正是预计以募兵制的招募而来的士兵的身份加入明军，但是这里面仍然存在不小的问题，那就是姜榆罔的军官等级太低了。
作为卫所百户的他，是没有资格作为招募而来的上千士兵的将领指挥的，甚至就算官职更高一些，也有很大可能不够，因为战兵人数实在太多，不仅没有合适的官职和编制来安排，也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粮饷供应。
现在之所以孟养城能够提供给姜榆罔的莽古堡充足的粮饷，是因为麓川之战，明廷本来的投入就非常之大，而白千帆为人清廉，在士兵伤亡严重的情况下，把所有可用的粮饷都投入到了作战的士兵身上，而一旦当战争结束后，就没有地方来找到足够的资源来供养姜榆罔的这些莽古堡军队。
无论从行伍编制，还是物资供给，姜榆罔的莽古堡都很难在战争后维持住，除非有一个转机，那就是姜榆罔能够立下足够多的功劳，成功升任到千户甚至更高的官职，同时麓川之战中，大明取下足够多的战果，有空间在麓川本地建立起千户所或者卫所，这样才能够保住姜榆罔的莽古堡，并且姜榆罔自己能够继续管理控制莽古堡。
而眼下的这场战斗，更是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战斗。而赢下这场战斗，一方面姜榆罔能够积攒下来足够多的军功，另一方面大明能够成功稳住战争的后方，继续在江头城方向的消耗持久战，并稳步扩大优势。
也就是说，只要成功守住江头城，那么姜榆罔自从穿越到麓川之后所做的努力很有可能就不会白费，能够保持自己的势力，进而在更多的地方发展自己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