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秦蕙田《五礼通考》曾说，自后齐以来，不管天子庶民，婚礼“一曰纳采，二曰向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这就是古代婚礼所分的六个阶段，俗称“六礼”。
纳采是议婚的第一阶段，男方请媒提亲后，女方同意议婚，男方备礼去女家求婚，礼物是雁，雁一律要活的。为何用雁？雁为候鸟，取象征顺乎阴阳之意，后来又发展了新意，说雁失配偶，终生不再成双，取其忠贞。
问名是求婚后，托媒人请问女方出生年月日和姓名，准备合婚的仪式。
纳吉是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好消息再通知女方的仪礼，又叫“订盟”。这是订婚阶段的主要仪礼。古俗，照例要用雁，作为婚事已定的信物。后发展到用戒指、首饰、彩绸、礼饼、礼香烛、甚至羊猪等，故又称送定或定聘。
纳征是订盟后，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是成婚阶段的仪礼。这项成婚礼又俗称完聘或大聘、过大礼等。后来，这项仪式还采取了回礼的做法，将聘礼中食品的一部或全部退还；或受聘后，将女家赠男方的衣帽鞋袜作为回礼。聘礼的多少及物品名称多取吉祥如意的含意，数目取双忌单。
送完聘礼后，选择结婚日期，备礼到女家，征得同意时的仪式是为请期也。古俗照例用雁，礼品一般从简，请期礼往往和过聘礼结合起来，随过大礼同时决定婚期。
至于亲迎就更容易理解了，接新媳妇呗。这项仪礼往往被看做婚礼的主要程序，而前五项则当成议婚、订婚等过渡性礼仪。这些形式中有一部分出于社交关系的需要，如女家的“添妆”，到男家时的“开揖”、“闹洞房”等，都是确立社会关系的仪礼。纯属亲迎部分的仪式，一般用花轿，分双顶或单顶，扶亲妇上轿的“送亲嫂”，陪新郎至女家接人的“迎亲客”，都各有要求，起轿、回车马、迎轿、下轿、祭拜天地、行合欢礼、入洞房……
这些礼节里面，虽然也有聘礼的出现，但多是食物、衣帛，首饰都不一定是必需品。看似场面宏大，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就说大雁吧，虽然在后世身价高企，成了二级野生保护动物，但在宋朝也就二三百文一只。首饰虽然昂贵，但百十贯的东西无论如何也要买的，总不能委屈了新娘子吧？
晏溶月颇有些“有情饮水饱”的文艺范，很能体谅爱郎的难处，握着方仲永的手道：“郎君无需忧虑，便是随郎君吃糠咽菜我也甘之如饴，想来薇儿妹妹也是如此。爹爹向来疼我，到时候多要些嫁妆就是了。”
嫁妆被正式记载在史料之中是在春秋时期，《左传》之中记载，“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诗经《氓》之中也有“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的诗句。有考古学家曾经在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墓之中发现了一副壁画，画的正是一支送嫁的队伍，嫁妆只有几只大雁、几只狗和一头猪。
在宋朝以前，新人嫁娶一直都遵循聘礼多于嫁妆的准则，娘家给女儿装备嫁妆也是尽力而为。而到了北宋时期，人们开始追求奢侈的嫁妆，士大夫之间甚至出现了相互攀比的现象。公婆们在给儿子挑选儿媳妇时，第一衡量标准就是女方嫁妆的多少。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女方家族闷声投资，男方家族欢欣鼓舞。
汉朝时，若家中比较富裕，会给女儿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唐朝时，家境比较宽裕的父母，基本上会将男方送来的聘礼还给女儿当作嫁妆。到了宋朝，嫁妆却跟着水涨船高起来，其原因不外乎两点：
一是宋朝法律保护已婚妇女的私人财产，无论是丈夫还是公婆，都不可以私吞女方带来的嫁妆。《宋朝事实类苑》中提到，如果寡妇改嫁（也就是方仲永挂了，晏溶月改嫁了。呸呸，晦气），可以名正言顺将嫁妆带走。《袁氏世范》也记载了：“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之自随者多矣。”
二是宋朝的士大夫阶级，希望通过巨额的嫁妆缔结良好的姻缘。换句话说，娘家希望用足够丰厚的嫁妆维系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即便是嫁了女儿，也希望在将来得到女儿、女婿甚至是外孙的帮助。所以这份属于两家的“共同财产”，也是女方父母为自己留的后路。现实一点说，晏殊、王益之于方仲永也是如此。
无论是富裕人家还是普通人家，如果没有早早给女儿做好预算、提前存款，等她到了适婚年龄时将会无人问津。范仲淹在初订《义庄规矩》时规定：“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苏辙在为女儿置办嫁妆的时候，卖了曾经购置的一块好地，得了9400贯给女儿做嫁妆。苏辙的确长了面子，但是私下里写日记时还是暗戳戳地写下了“破家嫁女”四个字。
苏辙官小，最高的职务不过是短暂任职的从三品的御史中丞，薪俸与晏殊的参知政事差老鼻子了，仅仅花了不到万贯就心疼不已。看看晏溶月列出的嫁妆清单：汴梁城外田庄一座，现银五千两，头面首饰若干，四季服饰若干，丫鬟婆子若干，护院仆人若干……
尚未到达京城的王益也不甘示弱，提前派人送来了礼单，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他家在汴梁没有庄园，把临川老家的一处田庄过户给了王凌薇。虽然价值略低，但胜在面积够大。
不知道两位老泰山是否会心疼嫁妆，但方仲永是非常地开心了。起码，两位娇滴滴的娘子不会受委屈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