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打完云南之后，缴获甚众。刘忠贵欣喜之下，让刘奇张罗着扩大这些产业的规模。所需机器全部由东岸人出售，甚至他们还派出了五十名幼童到登莱学习，很是花费了不少钱，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雄心。
结果今天呢？刘忠贵似乎后悔了，想要挪用一部分资金修建战备公路，但这又怎么可能呢？向东岸人订购机器的钱已经给出去了，他们向来是货到付款的，你不要了他们也不会退钱。另外，花在南方土司旧地上的移民安置费用也不能省！近些年四川大搞经济作物种植，一会发展蚕桑，一会引进东岸棉花，总之是忙得不亦乐乎，粮食种植面积直线下降。这会好不容易才南边开垦了些良田种植粮食，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大帅，现在能挤出来的，也就南边数府的‘莠民钱’。但大帅，这钱动不得啊。”想了半晌后，刘奇还是出言劝阻道。
所谓“莠民钱”，其实就是移民安置费。成都幕府这两年陆续裁汰了数万南明降兵，同时还有大量从土司手里解放出来的地方少数民族。对这些人，刘奇是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的，即择地“开垦荒地，安插莠民，化莠为良”。说白了，就是把这些不是很可靠的民众安插到原来的土司辖区，拣选合适的地方开垦荒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秩序，如此花个一两代人的时间，差不多就彻底消化了，成了四川幕府稳固的农产品基地。
应该说，刘奇虽然大力奔走操办工商事务，但他还是有些以农为本的思想的。他读过一些东岸人的书，也从私交很好的东岸朋友听取过建议，比如前成都商站站长陈明就对说：“需要对农业部门进行根本的改组，以便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为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增加的产品提供一个足够容纳它们的市场。现在四川的商品市场受到农村低水平实际需要的限制，由于技术没有进步，过多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这威胁到了四川新政的持续发展。”
刘奇很好地吸取了这些建议，并在四川境内大力推广新农业技术，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比如他曾经大力推广过“东棉”，即从东岸引进棉花种子，在四川种植。他认为东棉“棉丛高、叶茂、朵大、棉多、绒细而长，色泽白亮，产量是华棉的两倍之多”，结果在那次灾难性的推广中，因为种子下发时已逾节候，并且栽种过密，阳光不足，同时当地气候环境可能也有所不利，因此“棉桃多不能开”，损失不小。
好在刘忠贵十分信任他，认为万事开头难，以后持续改进就行，让刘奇感动不已。因此，他痛定思痛之下，从宁波重金聘请了一些农学专家，在成都开办农业学堂，专门教授农学、园艺学、农化、植物、养蚕、畜牧、水产、土壤、测量、气象、农工、农政等十多门课程，并亲自兼任山长，各种农业实践活动、采买新式农具、印刷农业书籍、开办《四川农学报》等所需的费用，他一概批准，从不否决，可见其重视程度。
如此数年之后，四川的农业产量有了不小的提高（但距登莱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刘奇在重庆创办了四川劝业场，陈列川中的谷、果、茶、麻、油、桑、漆、竹、木等，标出价格，注明产地，供包括东岸商人在内的外商参考，以加大四川农产品的出口力度。
当然刘奇最重视的还是粮食的种植。这无关其他，而是出于传统士人的本能。中国自古以来因为饥荒而造成了多少问题，刘奇熟读史书，自然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在看到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大大增加之后，他有点担心讽刺的是，经济作物产量的增长正是刘某人一手推动的因此他趁着改土归流的机会，在南边不断安置降兵和解放的土司奴隶，扩大粮食作物的面积。这“莠民钱”，就是花在这里的，几乎每年都有，且数额颇大，毕竟这还承担着“化莠为良”的同化使命呢。
今天刘忠贵找他要修路的钱，刘奇想来想去，能挤出来的基本只有这里了。但他十分不情愿，认为从长远来看对四川有害，不值当。不过他也清楚自己的主公修路是为了北伐汉中，是为了王图霸业，这事的优先级显然比移民同化要更重要一些。
没办法，只能挪用一部分了。而且，今后“莠民钱”的数额大概率也要被极大压缩了。盖因北伐汉中，这战事烈度可小不了，天知道要打几年，要花费多少钱，要征用多少夫子。
这个世道，想休养生息喘口气是真的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