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心而论，日本并没有做好与中国一战的准备，从正史上也能看出：“皇姑屯惨案”发生后，做为主要策划者的河本大作即被勒令去职，以在名义上平息当政大佬对关东军目无法纪的愤怒，至少表明这次事件并非是日本政界所能容忍。
历史上日本军部在1931年6月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是打算在1932年，经过准备之后，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
日本当时的若榇内阁对于关东军发动的“9.18事变”基本持反对态度，在事变第二日，日本内阁还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禁止关东厅（日本驻关东州的政务机构）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在辽宁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沈阳、在吉林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长春。
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也联合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许增援关东军。
就在其后的9月25日，日本代表还向“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虽然随后局势的发展使得日本的政治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日本其实并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偌大的中国，非日本短期内所能吞下。
因此日本处心积虑地建立“满洲国”，又经过6年的消化，才敢再次悍然发动新一轮侵略。在中国实力大为增强的此时空，日本更不敢做黄粱之想。
所以日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会首先发动这么大的攻势，在几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关东军已实际被包围在中国腹地；而朝鲜2个师团，则根本没能形成战略进攻或防守的抉择，其第19师团长寺内寿一此时竟还在国内述职。
从国内运兵去朝鲜，不但路途遥远，而且缓不济急----比之东北及华北方便的铁路线，日本在交通方面的劣势一览无余。
为最大限度地给日本援军以时间，伴随奉系成长起来的老朋友、新任日本驻华大使芳泽谦吉奉命向中国政|府发表通牒，要求越界的人民军立即退回原驻地，则“中日双方之军事冲突，可用外交方法来解决”。
张汉卿对这种低伎俩的缓兵之计怎会上当？中国东北军通过防守反击，打了日本人一个漂亮的措手不及，若不及时收获果实，一旦日本人缓过劲来，为了挽回多年以来的蝗军“尊严”，势必和中国进行一场血战。既然迟早要打，还不如趁现在大打、痛打，打得赢、打得巧！
他指示外交部长顾维钧：“人民军退回驻地，则日本人应退出侵占我国的台湾和大连湾，此一条件应以日本国公告的形式作确认。在此期间，驻大连湾的日本兵应放下武器，并接受中国军队的进驻，否则，人民军进军的步伐绝不停止！”
芳泽谦吉声色俱厉地说：“少帅先生，你要知道，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是不容剥夺的。由此所发生的一切灾难性的后果，你要全部承担！”他气急败坏，说到后来，连日语惯有的敬语也不用了，直接用“你”而不是开始的“您”了。
张汉卿哧之以鼻。什么灾难性的后果？无非是中日全面开战。张汉卿想得很清楚，在中国全面据有优势的情况下，只要在即将开始的朝鲜战争中将局面维持在长期的僵持状态，首先提出妥协的一定会是日本。
他沉着且冷静地回答着芳泽谦吉：“大使先生不要忘了，中国人民也有尊严。如果维护这个尊严会带来所谓灾难性后果的话，中国人民有能力有勇气面对这个灾难！”
掷地有声的话语，很快被战场上隆隆的炮声所映衬。硝烟滚滚，蹄声飞扬，处在上升期的中国与老牌帝国主义强国日本之间在争夺东北话语权的一场最大的大战打响了。
日本人似乎忽略了中国经济、军工建设多年的成就了。在接到中日冲突的急电的当晚，成建制的北京军区与早已出蜀待命的成都军区和武汉军区部队就兵贵神速，京佳线沿路的军列一列接一列，将战备物资带向太平川、大安、哈尔滨、牡丹江一线，在短期内补充了对东北的军事部署准备。
当晚，人民军总部下达了东北军事最高指挥部人员组成名单。
副总参谋长戢翼翘大将兼任调往东北的关内各军总指挥，即日起组成东北人民军抗日总司令部，以戢翼翘兼总司令，老将裴其勋为副总司令，调总勤部副部长、号称“东北四大军需”之一的牛元峰为副总司令兼管后勤，并陆续调关内各军区的3个军前往东北战场。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汉卿已经提前给对日作战定下基调了，因为牛元峰此前还在新疆担任建设兵团司令，几天前竟然无声无息地调回来了，这一点，自诩在华情报“无孔不入”的日本情报人员甚至在战后好一段时间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