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在力主与中国结成非敌对关系的势力中，后来属于皇道派中坚的石原莞尔竟然出力甚巨，这不啻是一场巨大的讽刺。
被称为“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是一个头脑十分冷静的军人，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它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通过很长时间的在华亲历经验，他认为那种只需要短期决战就能征服中国的想法十分错误：
“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他清醒地认识中国，反对国内相对成型的看法：“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作为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
通过在华的亲自调研，他认为中国在人民党的带领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对华的战略优势。
即使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要成为敌人，这是石原莞尔的看法。中、苏都已经成为陆上大国，日本即使穷全国之力也无法战胜这两个大体格的巨人，大和民族的拓展方向只能是海上。目前英美在太平洋、在东南亚的力量非常薄弱。
只可惜，在日本国内，能有他的这种战略远见的政治家不多。
其实中国人在战略上也有问题，那就是“多战争忧患少战略理性”、“多战略完成少战略开拓”。也许，狄夷外患是内敛的中国所碰到的最大的敌人，儒家文化其实是一种守成而不是进取，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惯性使中国很难有动力去重视外面的世界，即使在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
张汉卿对中国的剖析都能做到客观而公正，对日本的看法自然不会有偏颇。在他看来，战略是要哲学的，而日本没有哲学。
遍数日本，不要说没有毛主席这样的大家，连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这样出色的统帅也没有。
山本五十六是日军的另类了，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决定论，仿佛触摸到现代战争的本质。其实这个神来之笔只是他一时冲动的结果，他居然没有理解自己这一独创战法的划时代意义，他仍然把目光投向大炮巨舰。
就在偷袭珍珠港后不久，日本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反而是被他打得满地找牙的美国人从惨败中捕捉到了胜利之光。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气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学于文）、山县有朋（有朋自远方来）、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无信不立）、宫崎滔天…20世纪初，还是中学生的毛伟人曾经给他写了一封信，上来就称呼道“白浪滔天先生”。
后来有首词写道“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是不是受此启发未可置评，但毛一定是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处，不然他不会这么叫。
但这些铿锵的名字已经离今天的日本人远去了。
战略对决其实是一种格局对决、精神对决。在这一点上，日本差得太多。不能够清醒地认识对方，也不能够认真地解剖自己，而只是凭着侥幸、用赌国运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判断和运作，这样的国家顺风顺水时会把问题掩盖了，但一旦核心问题暴发，将会有亡国之虞。
这样的国家，傻子才会和它结盟。
严格地讲，正史上的日本也就能够在落后的中国身上显摆，当面对工业能力强大得多的美国和苏联时，立即就显得它无论在战术还是武器上的落后与旧中国与它的对比是一致的。当张汉卿带领下的中华民国发展起来后，特别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是要与美苏看齐的，日本和她不是同一个体量。
即使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陆军的装备比日军都不差。冲着数量的优势，张汉卿就敢于和它掰手腕。他虽然说得委婉，但来访的日本政要都是人精，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张作霖政|府“顽固”地拒绝承认西原借款、拒绝了庚子赔款用于中日文化“亲善”并让日本政|府在列强面前丢脸、现在又拒绝了中日军事同盟的建议，这让在场的日本精英们非常不爽。看来，张氏父子是坚定地要做日本的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