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回轮到德国人记恨，民族复仇主义在德国扎根，为纳粹的成立提供土壤。在国际政治平衡问题上，为了自身利益，即为了世界霸权的争夺，当时法国主张竭力削弱德国，甚至让德国一蹶不振最好，以增强自身实力，以能与英国争夺欧洲霸权。
而英国为防止法实力过于膨胀，则坚持一直以来的势力均衡策略，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以牵制法国。美国的企图与英国基本相似，都是不希望欧洲大陆法国一家独大，于是在暗中默许德国崛起。
国家间战略的角力使德国免于陷入破产的境地：当时赔款是使用德国金马克计算的，但是从1920年开始，德国马克疯狂贬值，赔款即使全部偿还，其实际价值也没多少，就像张汉卿后来在十月革命后要偿付道胜银行的卢布一样----虽然贬值到原先的不足百分之一，张汉卿后来还是以种种理由赖掉了这笔款项。
当然英美也对预防德国崛起下了一些对策，加上法国不竭余力的阻挠，以至于虽然德国出了个杰出的外交家和战略家斯特莱斯曼，也直到1926年才获准加入国联，从此才正式返回国际舞台中心。
也是到那时，德国不仅终于可以和英法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取得在欧洲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从而动摇了凡尔赛体系的基础。
从国家关系上说，在近代，德国是唯一的在列强环伺下对华相对较友好的国家----不要说德国也曾经参与了八国联军和强占了胶东湾----在群狼分羊、趁火打劫的时候，谁又舍得不分一杯羹呢？至少在战略政策上，德国对华没有太大的野心。
当然也不是德国好心，只是德国由于地缘政治的条件，他只能在陆地上求得向外突破：英国已经在海上形成了短期内无法突破的地位，英法联盟彻底阻塞了其向西突出大西洋的可能。
日德兰海战表明，就战役胜负得失而言，德国海军略占上风。但就战略意义而言，英国仍保持了对德国的海上优势，德国企图打破英国海上封锁的目的未能实现。
由于西面的法国和东面的波兰都和英国结成联盟，德国军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不打破英法联盟，日尔曼民族的发展方向将没有空间。而要超越英国法国，工业上的超越必不可少。
由于海军力量的不足，它对中国的任何想法都只能是有心无力。
此外，作为战败国，他已经经受了能所接受屈辱的极限，本身也面临着领土被分割、财产被清洗的命运，更别说再打一个遥远的东方大国的主意。
既然如此，远交近攻不失为一个符合国家形势的政策。
一战后德国丧失了其所有的海外殖民地，意味着丧失了廉价和稳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而且破落的国内经济和与其它列强相比极端不平等的贸易地位，使得德国也急需像中国这样既能提供大量稀缺农矿原材料、又有广大国内市场并且迫切渴望先进技术、并愿意且有能力支付国际通货或者进行易货贸易的贸易伙伴。
同样地，也是由于一战的战败使德国处于残破不堪岌岌可危的境地，但由于失去了在中国所有的殖民地，并且不再有机会对海外用兵，反而使中德之间能处在一个比较平等均势的地位上进行交流。
虽然德国已经战败，且凡尔塞条约的限制，使德国不能正常进行外贸出口，但德国国内的各种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仍然居于世界前列，而且急需通过扩大生产来拯救衰败的经济，所以德国积极寻求海外的合作伙伴。
最初是苏联和南美的阿根廷、智利，这也是为什么南美两国有相当多的德国移民和受德国文化影响的原因。而对于迫切想进行现代化的中国政|府而言，这样的德国绝对是物美价廉的贸易伙伴。
同样沐浴在英美各国的阴影下，对于改善两国关系有着共同的诉求，双方在如何谋划使本国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方面都有共同的目标。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张汉卿决定在结束访问苏联时取道德国，让中德联系更紧密一些。
他深知这段关系，也有充分的决心和信心去通过和德国达成双方完全互信的最高程度的全方位的交往，从而使中国能够游离出美英日所制造的技术与军事封锁状态，尽快地站起来，从而改变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外交上的软弱。
当然这种交往将随着规模的扩大不可能不引起列强的关注----在华利益的既得者们自然会千方百计阻挠这一进程，中国的这一政策将像在钢丝绳上跳舞一样危险。
但是张汉卿在谈起这一决定时斩钉截铁地表示：“不管前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一往直前，义无返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