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有12天的法定假日在近百年后都是不能超越的奇迹，在东北提前做到了。张汉卿还决定，等条件好些时，再把春节延两天，何必搞得大家来回迁徙这么辛苦呢？
还有！为了让全社会理解并重视儿童的生存环境，东北首创儿童节，在这一天里，家中凡是有年满三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儿童的，允许父母放全薪假一天；
妇女节，凡是已婚的妇女，得允许放全薪假一天。
在张汉卿的提议下，《劳动法》还确定，遇休息日与假日临近的，得予调休以形成更大假日。这个决定国统会的议员们暂时不解，但又不伤大局，因此也就很容易地得以通过。
但是等到后来中国全部实行双休制度以后，它所呈现出来的假日经济开始体现，而困扰后来中国多年的“假日塞车”等再也不像后世那样强烈。那个时候，有心人回看这段历史，越发佩服少帅的深谋远虑。
医疗是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梦魇。“辛辛苦苦二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是真实的写照。老百姓看病难，没钱看病，小病大治是这个系统的顽症。以于凤至为例，要不是大帅府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她的病，放到一般平民百姓身上，捱不过这个年尾。
没钱看病是劳动保障体系的故障，解决这个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医疗保险制度，从劳动收入中缴纳一部分存入个人账户，实行企业交一点，个人交一点，财政补一点的办法，实行“小病小报，大病大报”。城市市民按月缴纳，农村百姓按年缴纳，逐步完善起来。
针对看病难，各地从财政回馈上建设完善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医院四级制度，实行“基层看小病，中心医院看大病”的分类方法，以缓解医疗资源浪费与实现资源共享；医药分离，医生的收入由各等级基础工资金与绩效（看病人数、质量）组成，药品则分处方与非处方两类，均归各地药品管理局下属各药店管理。
为最大限度杜绝医疗吃回扣等行为，医院归卫生局、药品管理局归监察部，分头管理。
讲起来，中国后世有食品药品监督局，却看不见毒大米、管不住毒奶粉、看不住过期疫苗；质监局管不住市场上的三无产品、低劣产品，都是事发后才去补救。
这些“监督”不是为了实现对企业的震慑，而是借“发证”之机捞油水；环境监督局向污染企业征收可以微乎不计的一些“惩罚”甚至不够路费的、竟又被认为是环保工作的亮点；一些地方的安全生产监督局甚至与当地煤老板沆瀣一气；“合格”的豆腐渣工程…这样没有连带责任的“监督”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
公务人员必须施行责任追究制度：钱多、事少、医疗养老有保障，受人尊重社会地位高，这种好处谁不想要？否则后世为什么屡创公考千里挑一的记录？这是中国公务员制度的耻辱！我们一直口口声声要与国外接轨，为什么国外公考没有中国这般火热？
各个职能的监察局将被合并成一个大的监察部（总厅），屡屡滞后于事故的监察工作，按渎职罪予以清理出公务员队伍，对下级已立案但为上级某人“指示、批示”暂不处理导致事故的，不管其调到哪里，现职多大，一经发现，一查到底，让任何体制内的人都不敢放任屁股下的火|药筒，这才是消除事故、真正建立监察制度的良药。
养老保险制度也要跟上，张汉卿才不会搞什么公务员、企业人员两套办法，一直声称工作不分职务大小、工种性质，一样的为人民服务，却非要搞两类，这是做什么？
所以在东北五省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员，都统一按一定比例缴纳，存入个人帐户。多交多得，工作年数越长得到越多。这项工作千头万绪，为此还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总厅（部）来专职这块。
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动法》草案一经“国统会”议会审议通过便在全国引起渲染大波，以胡适、蔡元培、李大钊为首的原联署呼唤“好人政|府”的社会名流组织高声叫好。
东北的劳动法案，要远比他们提出的福利待遇更好、对劳动者的保障更高，还很清晰地用制度保证了各项权益，特别是关于医疗、养老的方方面面，已经不是此前任何一个党派、一个组织所能够喊出的。
现在，东北张作霖的政|府，已经在人民党的带领下实行了。实行了！
从此后，“国统会”的人民开始从心底认为“国统会”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级政权，而中央政|府，只不过是一块还没有被揭掉面纱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