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制的优势当然也是极为明显的，但是在中国却非常行不得：一是缺少民意基础，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是分裂的前兆；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很容易扶持地方势力，成为新一代军阀及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之所以清晰喊出这个口号，仅是为了在现阶段打倒直系时减轻来自其它地方的阻力而已。
非常不爽的是吴佩孚：联省自治，财政归于省，则省防军省管，中|央财政仅支持所正式编制军队。以河南、河北两省地方财政无力且想来也不愿供应直系6个师4个混成旅的庞大编制，则直系陷入两难境地。将军队交于中|央，则直系失去了角逐政坛的资本。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反对各省自治，则为越来越强烈的民意呼声所不容，于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只有奉系从中得利：张作霖以东三省强大的工农商矿业资源完成了财政的第一桶金，15省加入联省自治后其实已将军、政、财权牢牢握在手中，形成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经过5年的建设，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规模已不下于上海，史实上也因此奉系才有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称霸苏、沪的能力。因此在北京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时，奉系治下经济活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至1921年底，奉系总财政收达到创纪录的5.7亿，是同期中|央财政（除奉系外总收入）的6倍。如此雄浑的经济实力让张作霖及其他的同僚们底气大增。他们知道，以这样的能力，入主北京统一中国已为时不远了。也趁此机会，奉系通过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有中国农民银行）注入大量现银，取得绝对控制权，并平静地化解了这一次的财政危机，从而也将旧交通系排挤一边。
奉系经济已有成型的班底，旧交通系目前的用处已不大，底气也远逊于奉系，想在这场一边倒的较量中谋取话语权，这是缺少政治智慧的表现。从梁士诒、朱启钤担任天津投融资委员会副主任开始，旧交通系作为民国史上势力厚重的一方，已经渐渐淡出政治的视线。
亏得叶恭绰还想着借重自己的智谋东山再起。若非他在目前因为对中|央各银行的资本运作有较深的了解还能有点价值，他的交通大学校长的职务也保不住。
东北银行通过少量入股，即取得中|央银行的控股权；东北农业银行用它绝对的资本量取代了中国农民银行。奉系凭借庞大的经济能力大举挺进京、津各地，各个行业都被以奉系各行业公会（托拉斯的宣传与统战机构）的势力所挤占----单一的作坊式单元，怎么能和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东北大型企业相抗衡？而且行业公会又擅长于力量的集合！
这就像在沙漠里行走多时突然遇到了泉水一样，庞大而有力的东北金融集团、工业集团潮水般迅速地湮没了众多星罗棋布的海岛般的实业，他们已经用新的高度审视华北这块热土。除了军事活动被严格限制外，京、津、热诸地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奉系手里。
经历了倒阁风波的靳云鹏也彻底倒向了张作霖。他顶着总统徐世昌的压力，将奉系要员刘尚清、潘复、孙烈臣召进了内阁，分别任财经、农工及极重要的陆军总长，使主要阁员均为奉系人马。
这还不算，以人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也借此机会开始向国会进发----老国会的议员们都是在奉系岷起之前当选的，许多人并不认同作为“衣食父母”的国家统一委员会，这让张汉卿非常不满，期待着通过一场选举改变现状。
他相信，只要经历一次国会改选，有15个省之多的奉系一定会在国会占有相当地位，并堂而皇之地控制政|府而不用使用各种阴谋策略，此之谓“阳谋”。因为他们常在香山开会，人称“香山会议派”，作为人民党党魁的张汉卿也成为民国第一个十年后中国北京政坛提到的最多的名字。
鉴于孙烈臣已经进入中枢，继续担任奉军关外总司令已经不合时宜，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也是张汉卿一直担心的----不管怎么说，离他历史上1924年的大难时间已经不多了，虽然张汉卿已经替他安排了专职的保健医生且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经孙烈臣“推荐”，张作霖认可，军事委员会批准，郭松龄晋升为关外奉军总司令。
郭松龄取代孙烈臣进阶为奉军三大支柱之一（其二为吴俊升、张作相），是张汉卿系全面渗透并接管奉系的标志。
经过人民党的努力推动及宣扬，“国家统一”已成为民国北方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及动员能力使人民党在国人的意识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杰出的军事、政治、经济能力，是奉系所提倡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带给国人鲜活的希望的保证。
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奉系统一中国已是板上钉钉，只是时间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