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看着他，一幅奇怪的样子，让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连想“我说错了什么了吗？”同车的另外有东北人也忍不住拉开了话茬子：“当然了！务工收入比种地强过好多！”
他草草算了这么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净收益4块，一家正常25亩，年入100元。可是城里一个工人月薪就有15块，省吃俭用总能落个10块以上。我们那儿年底增加一个月工资的过节费，还有过年的路费，算起来，夫妻两个务工的话，一年总有个两百多块，比一大家子种地的收入还多一倍以上。”
此话不虚。算起来，民国初一直到抗战前的二十年间，由于当时以银元计价，全国的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的生活条件比之现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是有充分证据的。
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当时做北大教授，月薪150元；陈独秀更高，为300元，当时的200大洋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想来如果两位是现代的教授的话，肯定不会兼职搞什么革命。
国宝季羡林大师，北大刚毕业在济南教中学国文，一周十节课还不当班主任，月薪160大洋。因此，人家去德国留学都是自费的，而且一去就十年。没办法，人家工资高啊。换作现在，我们教师拿十年工资去德国都不敢呆十天！
如果说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不能代表基层大众的话，那么用下面这些人的状况也可见一般：当兵的，六块半大洋每月；警察，七块大洋每月；警察局长，40块大洋每月，武汉纺织女工甚至月薪达30多元！
这些钱够干什么？看看《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怎么说。
陈存仁毫无忌惮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只有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里还剩5块钱。”
由此可见当时银元的购买力，也说明只要能够在城里务工，改善家庭生活是指日可待。只是，当时也就上海、武汉、青岛、天津、广州等一些大城市才有些像样的工厂，普通城市就没这么好的就业机会了。能进工厂的人毕竟也不多，绝大多数人还是游离在外围，像洗衣工人、佣人、服务员等还勉强算好的，骆驼祥子在帝都拉车，每月最多只有2元，那是活在社会的底层了。
而在东北，这几年的大发展，让城乡人民都有了好机会。像那位东北人所说的双职工家庭是比比皆是，一年400元在这里是常态。刨去吃穿住等用度，好歹也能落个二、三百块，自然要比种地强得多了。要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就是在关内大部分地区，这种幸福感也是满满的。
所以关外能够吸引很多关内人前往务工、务农也就理所当然了。无数的机会、优厚的条件，使得携家带口去东北碰运气的人群越来越多，直赶上后世深圳特区刚开始那会全国人民下广东的盛举。反正已经穷成这样，不走也是个死，走出去，说不定还真有机会。
平头老百姓是要来解决温饱的，对有学问的人物，来东北可就是实现胸中抱负的地方。沈阳、哈尔滨有全国最先进、门类最齐全的重工业，又舍得花钱投入在研发上，所以有志报国的各界人士都纷纷来这里落户。
至于待遇，完全不用提。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年薪可达600元每元，完全是小康生活水准；中级职员、中学教师、工程师、医生、记者、作家、律师、一般演员等家庭都有上千块的年收入，十足的中产阶级。
从1920年起，沈阳的工业产值已经直逼上海，哈尔滨接近天津，就是长春，也不亚于武汉和青岛。照这样的速度，至多明年，东北三座最重要的城市就将领袖全国。
奉系老百姓对张大帅、包括这位少帅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这也是奉系始终抱团成一体、越来越强大的原因，也是张汉卿敢于在关内叫板一切牛鬼蛇神的基础所在。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就没有心思想些革命什么的事，对于政|府有些强迫性的举措如发行“奉天券”、“粮食券”的忍受能力也就越强。在关内的其它地方，老百姓对于白条不知道接受程度如何，反正在东北，老百姓是慢慢认可了这些白条的。
在大家七嘴八舌中，让原本对闯关东还有一丝顾虑的许多人都安下心来，开始憧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原来，别人所说的关外有无数个机会是真的，关外的农民吃饭从来不掺杂粮也是真的，只要想干，人人都有工作也是真的。
有人想起了少帅曾经在天津赈灾时唱过的那首歌，“那里有漫山遍野、大豆高粱”。
在欢乐的气氛中，列车驶过山海关，真正进入了东北的地界。虽然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地理分界线，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里已经进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