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东路交涉之决策者和最高执行者，张汉卿深知远东局面一日三变，此时正该是竭力顶住压力的时机。否则，日本在北满本来没有什么势力，从这个协定缔结以后，派赴西伯利亚的兵好几万都将从中东路出发。以日本人的心思，必将在吉、黑两省设置军用电话、邮局、兵站等甚多辅助机关，不管将来对俄结局如何，日本人反正是尾大不掉了。正如历史上后来干涉失败后，贝加尔方面所撤的兵亦多数驻扎北满、造成事实上的占领一样，此也是造成日本人在东北势力不断有机会蚕食并越来越庞大，而中国却越来越难以发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一面与张作霖讨论剿匪事宜，一面作出强硬姿态，反对中东路“集体化”。
对于各国的对俄干涉军，熟知历史的张汉卿知道，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失败政策。但是对于日本而言，又是一段当时被视为政治上的天然良机。诸大国干涉军司令共同宣言以俄国局势太乱为由，说海参崴及其附近地方当临时置于协约国保护之下，但是最后诸国军队弄到却都没什么动作，惟日兵挟着俄旧党谢米诺夫通过贝加尔，占据铁路在赤塔组织本部；又挟着旧党卡米尔哥夫在哈巴罗甫喀设立司令部，并分兵向海兰泡、阿穆尔、伊尔库茨克。最盛时，日本兵在俄境有11个师团之多！（编者注：当时日本国内共21个师团）。
日本如此做，是意图挟强盛的国力，借苏俄自身陷危机之中的机会，占领西伯利亚的领土，并伺机向处于半包围圈中的东北以及蒙古下手，实现其“满蒙共和国”的既定国策。同时，苏俄境内的丰富资源，也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它能有这份心思，是因为有底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老牌殖皿煮义国家无暇东顾，不仅给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空间，而且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从大战第二年的夏天开始，日本的贸易出口激增，海运异常繁荣，这些给出口产业、造船工业以及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和有关工业创造了发展和繁荣的契机，使得各产业部门都得到飞速扩张。整个制造业增长30倍以上，化学工业增长96倍以上。到1918年下半年主要产业的利润率达到55．2％，其中个别时期更高达191．6％，造船业也达到166．6％。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从明治以来的长期入超国而一跃成为出超国，产业结构也从战前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作为削弱俄国战略的一部分，意图不谓不老谋深算。但由于草率出兵，苏俄强大的战争潜力被激发后，数年的战争日本除了欠下一屁股债和苏联刻骨的仇恨外，一无所得，客观上也为日本延迟进攻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对张汉卿来说，如何让东北平安崛起是他目前第一要务，而限制日本在其所控制的南满铁路之动作并将其力量限制在关东州以内是基础。关键是，无论如何，均不能让日军有在黑龙江驻兵的机会，这是常识，也是前提。
但是似乎英美与日本对中东路的控制志在必得，日本计划中的赴西伯利亚的兵有好几万将从中东路出发。在吉林、黑龙江两省沿路之地设置了大量的军用电话、电报、兵站。而且日本已经与段祺瑞中|央政|府签下协定，如果奉军干扰，则日军师出有名。
一边愤怒于中|央之短见，一边要与列强虚与委蛇。张汉卿以中东路督办的身份拜会了美国海参崴组织委员会技术部长斯蒂芬和军事运输部长日本的星野中将。斯蒂芬对这个充满传奇色彩且阳刚帅气的年轻人抱以非同寻常的兴趣，但还是老调重谈，表示中国管理能力不足，东北匪患之危害将使中东路置于危险境地，妨碍干涉军之行动。（这老东西，也知道目前闹土匪的事了）
张汉卿对此微哂，他铿锵有力地说：“斯蒂芬先生对目前东三省的状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表面上，东北匪患似成燎原之势，但是我奉军经过几次较大的清除，大股的匪徒已被歼灭，小股的则四分五裂龟缩在各个深山老林，已难成火候。奉军已牢牢控制了东北全部的大中城市和与美国阿拉斯加差不多大小的广阔农村，清除匪患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剿匪是以铁路为机动，所以中东路之铁路沿线之警备力量是最为强大的，控制是得力的。如果执行所谓共管之说，则混乱局面重现，对于远东之战事影响，殊为不利。”
星野中将不为所动，他纯粹以军事角度来看待问题。他说：“多国共同干涉俄国远东是既定政策，中国政|府亦与我国签定了共同防敌协定。既是盟国，则要拿出应有的诚意。考虑到不久后各国部队要从中东路直入西伯利亚，庞大的后勤供应不是中国可以应付得了的。为恐闪失，委员会必须控制中东路。当然，作为保证，一旦远东战事结束，日本国将首先从中东路全部撤退出，绝不食言。”
屁话！如果日本兵不退回，谁又能怎么样呢？历史上日本就是这么干的，而且一干就拖到日本投降，政|府民间国际上对他的这种行为都是无可奈何----打，根本打不过，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事端，给日本人名正言顺的进入以口实；谈，人家根本就是用各种理由推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