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袁世凯在后来的败笔，史学家们各抒已见。但是不可争议的是，他死后，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在中国形成又一轮的军阀纷争。在正史上1926年以前的十年间，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为了争夺地盘，相互之间尔虞我诈内斗不休，把北洋军阀成家以来最好一点家底挥霍一空。在工业经济无法提供其巨额军费时，为了获取税款，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使得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在西方列强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出现了停滞不前，从此近代史上又落后几十年，中国一蹶不振。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它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是的，从现代角度再来看民国初期的政治，特别是政治强人袁世凯之后的政局，才会发现：整个中|央政|府形如一盘散沙，没有谁有绝对的影响力及制约力，“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同现代的美国，这种分立是一件好事，可以有效防止一家独大，从而在日常国家事务的处理上相互约束。但是在一个充斥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国家里，这种各自为政是十分危险的。欧美日竞相在中国寻找其代理人，会让中国继续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一蹶不振。
国不可一日无主，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后，中国又恢复了原来中华民国的旧制。在这种情况下谁来当总统呢？请孙逸仙回来不可能，因为控制着整个民国军政大权的是原来北洋军阀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愿意请孙逸仙。这个时候黎元洪趁乱从瀛台跑出来了，定居在北京东厂胡同，深居简出，避门谢客。
按照当时《中华民国约法》来讲，总统要死了，应该由副总统接任，名正言顺也该是黎元洪。所以最有名望的段祺瑞被众推着来到东厂胡同请黎元洪。
按说当时手中掌握权力最大的是段祺瑞，段祺瑞有军权，也有行政权，掌管着国务院。有人说，为什么段祺瑞这会儿不当总统呢？这时候段祺瑞也知道，自己要站出来当总统，就成众矢之的了，不服他的人会拧成一股绳斗他，犯了众怒他也挡不住啊。毕竟老袁尸骨未寒，焉知忠于老袁的部下不把老袁之死算在自己头上，要说作为曾经的跟班，自己可是反对老袁比较强烈的。
所以段祺瑞想，我得找个傀儡当总统。找谁呢，没有比黎元洪更合适的了。
虽然这位“洪哥”有武昌“首义”的功勋，却在中|央底气不足，他的阵营在湖北，而且被国民党搅乱了基层。就让他做了大总统，还不是任由自己搓圆搓扁，又何必拘泥于名誉地位呢？
另一位很有人望的“北洋三杰”之一、宣武上将军冯国璋也明智地不作出头鸟。当国会选他为副总统后，他不愿失去地盘，故在江苏就职，仍兼江苏督军。同老袁时代一样，“遥领”职务。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内的乱局，关外也受到了影响。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冯德麟就想趁着天下大乱，乘机大闹一下，也没人管不是？而且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现在情况不明，为了稳定关外局势，搞不好会有人向自己递橄榄枝呢。
北京既然管不了奉天的事，冯德麟乃向张作霖提出最后通牒，限当天答复，张遂请盟弟吴俊升出面缓和，吴见冯时刚提到“将军”二字，冯就破口大骂说：“他是什么东西？”吴俊升向冯说了许多好话，赔了许多不是，冯乃提出三个最后也是最低的条件：（一）用人行政需征同意；（二）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万不得已时须协同办理；（三）张作霖亲率廿七师全体营长以上的军官齐赴廿八师办公处正式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