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刘弘思虑着汉室将来的继承事宜时，三个老态龙钟的身影，也终于是出现在了殿内。
“丞相臣食其，少府臣叔，内史臣嘉，参见陛下~”
见三人一同前来，刘弘自然是亲切的问候一番，邀请几人坐下，便正式开启了此次对奏的议题。
“朕今日召几位卿公入宫，乃欲以帝陵之事，于诸公相商。”
或许在后世人看来，一个刚登基五年，连法定成年年纪都还没到的皇帝，在十六岁的年纪开始着手准备起自己的陵墓，多少有些奇怪。
但在汉室，尤其是西汉初，这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倒也不是说：汉室的皇帝都认为自己活不久，而是‘帝陵’这个在后世可有可无的形象工程，在汉室关乎到一项直接影响政权安稳的国策。
——陵邑制度。
自秦始皇一扫六合，使华夏正式从分散的分封制社会，正式踏入完整的中央集权封建文明起，一直到清末的西方列强侵华，这将近两千年的华夏历史当中，每一个封建王朝，都被这样一个问题折磨的憔悴不已。
地方豪强，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秦的灭亡，可以归咎为旧六国贵族作乱，西汉的灭亡，也可以理解为地方豪强的壮大。
而之后的每一个封建时代，即便最终不是因为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而灭亡，其政权灭亡的核心因素，也永远与此逃脱不了干系。
东汉末的各路诸侯，隋唐时期的陇西集团，两宋时期得‘士大夫’，明清的晋商等等，都是时刻挖封建王朝墙角的群体。
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中央集权受阻的状况，在华夏直到新世纪，才算是被彻底解决。
那封建时代，就没有办法解决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了吗？
实际上并不是——在汉室初，这个问题，曾一度被黄老学执政的汉室朝堂所彻底解决。
地方豪强为祸一方，郡守二千石不能治，又山高皇帝远的，该怎么办？
在汉室初，这个问题有一个标准答案：既然郡守管不了你，那就让皇帝老儿管着吧！
将地方豪强集体迁入关中，强自安排在天子脚下，就成了解决地方势力的最佳方案。
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在地方再怎么横行霸道，换了个地界儿，也总要老实一点。
更何况这长安城，可谓是汉室最称得上卧虎藏龙之地；哪怕真出现那种内史都治不住的豪强，也好歹还有个天子。
实在不行，大不了就强行编罪名咯——某某某豪强，脑后有反骨，诛其三族，以儆效尤！
在汉室‘天子绝对不会错’的时代背景，以及百姓普遍仇富的心理观念下，一家豪族的灭亡，只会为刘弘引来喝彩。
当然了，即便刘弘是天子，也不能什么事都按自己的喜好来，即便是要强制迁徙地方豪强到关中，也至少要给出个合理得解释。
在汉室初，这个解释也有一个标准模板：某郡某县某某氏扬名天下，达天子圣听；今陛下之陵已起，陵邑已建，特迁地方豪门望族至陵邑，替天子守灵！
就是说：你们家很不错啊~天子都很认可，现在天子死后的地儿要定了，给你们一个机会，去皇陵脚下给天子首领，那你们就是忠臣了。
什么，不去？
——给天子守灵都不愿意，必然都是乱臣贼子，统统斩首！
只凭借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陷阱，汉室就将华夏数千年封建时代不能解决的地方势力，给活生生逼成了韭菜。
那是长一茬就割一茬，割了一茬，没几年又长一茬。
地方豪强狼狈的模样，像极了后世种草特斯拉的小可爱们。
而面对这种‘务必自愿’的举族迁徙，地方豪强们往往是毫无办法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汉室的大环境，与后世最大的一处不同：汉室初，是没有‘世家’这个概念的。
很简单的道理：真正有传承的家族，几乎全都在秦统一天下、秦末战火，楚汉争霸等发生在短短几十年内的大规模战争，给清洗的一干二净。
而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华夏大地还曾经历一段长达百余年的诸侯纷争时代：春秋战国。
在这样一段跨越世纪的战争年代，能顺利活下来，并保留家族传承的，几乎不可能是大家族。
——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期间，‘兵’和‘匪’，实质上并不是两种生物。
再怎么正义的军队，在那个时代，也都会通过‘攻下某城，宰大户犒劳将士’来激发士卒的战斗意志。
再加上汉室初，作为执政学派的黄老学，极其推崇‘一夫五口治百田’的小农经济，以及小政府政体，就使得汉室初，很难出现‘豪门望族’生存的土壤。
如此一来，汉室唯一可能属于‘豪门’的阵营，便是以开国功臣为主体的彻侯勋贵们了。
可汉室的开国勋贵，相较于后世也同样特殊——汉初的勋臣，除了一个躲进大山里修仙的留侯张良之外，很少有人愿意偏安一隅。
就连开国时将军都算不上的申屠嘉，都在历史上的文帝一朝官至丞相，就足以看出这一点——汉初的勋贵，普遍都是有政治抱负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根本不可能甘心在封地欺男霸女，而是会像现在的彻侯勋贵们一样，无所不用其极的留在长安，只求九卿出缺之时，自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原本的历史上，文帝刘恒在陈平病逝之后，就是以‘彻侯勋臣多眷恋长安，丞相（周勃）为百官之首，当为天下先’为名，借口让周勃给百官起个表率作用，把周勃赶回了封地。
可即便如此，文帝朝的勋贵彻侯们也丝毫没有离开长安的打算；从周勃离开长安之后算起，第二个离开长安，回到封地‘就国’的彻侯，还是十几年后，因为黄龙改元之事，而被刘恒罢黜相位的北平侯张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