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朝仪结束之后，刘弘下令摆驾长乐宫，照例拜会太后张嫣。
坐在御辇之上，刘弘思虑着今日大朝仪，不由感到一阵···
心绞痛！
道理在正常不过——逢年过节，做领导的是要发红包的···
光今天一天，少府就撒出去了数以万万计的铜钱，以及同等价值的布匹、酒肉。
一想起那堆积成山的小钱钱，就因为过了个新年就被挥霍一空，刘弘便觉得一阵胸闷。
不过好就好在：新年领导要发红包，作为下属的，也要送礼。
——汉制：彻侯勋贵在年初第一天，随同天子拜谒高庙的时候，需要奉上酬金。
如今汉家彻侯百余家，刘弘才得以收回近万金，以弥补府库的支出。
怪不得刘弘这么小气，连给朝内官员发放福利都舍不得——实在是今年的状况，已经糟糕到刘弘必须省吃节用，甚至计较每一枚铜钱的地步。
原因无他：相较于往年，今年汉室农业总产出，足足下降了三分之一！
农产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二，再结合汉室‘十五税一’的百分比税率制，就不难得出结论：今年的农税，也将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二。
刘弘特地查过：去年的农税，大约是在二十一万万钱左右。
而今年，农税将很有可能只有十四万万钱。
——足足少了七万万钱！
这对于如今，财政状况已然捉襟见肘的汉室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须得一提的是，汉室财政，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皇帝掌控下的少府，以及丞相掌管的国库。
每年的税（农税）、赋（口赋），便分别进入国库和少府。
而汉室立至今不过二十余载，天下都还没完全从秦末战火的荼毒中缓过神来，此时的国库，基本和后世的倒钱男孩一样，属于‘年光族’。
——每年的农税送抵国库之时，这一笔钱，就已经有了各自的去处：军费、俸禄、行政支出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农税一下削减为原本的三分之二，受影响最大的，无疑便是执掌国库的丞相府了。
与之相反：刘弘地小金库——少府，丝毫不会因农业产出的波动而受到影响。
口赋一百二十钱，白纸黑字写在汉律之上！
只要是成年，且在官府留有户籍的百姓，都需要缴纳这一份口赋。
也就是说：国库的农税能有多少，取决于当年的收成好不好；而送入少府的口赋有多少，只取决于天下有多少‘壮丁’。
相较于农业产出的波动，天下成年人数显然更稳定，也更不容易受外来因素影响。
结合这些状况，汉室在今年的政治格局，就很明显了：手中无钱，甚至缺钱的丞相府，将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无奈的忍受刘弘‘胡作非为’！
道理很简单：官员才不会管你国库有没有钱，爷们儿做了县令，就得吃那六百石的俸禄！
而丞相府肩担‘发放官员俸禄’的责任，国库又拿不出钱，无奈之下，只能由丞相亲自前去求刘弘：陛下呀~国家发不起工资啦~
这样的一幕，必然会发生在今年的某一天。
到了那时，刘弘就将掌握很大一部分政治主动权。
——哦~国库发不起工资了啊···
——那就只能从少府拨款，发放俸禄咯？
——那这样一来，丞相可就欠了少府好大一个人情啊？
到了那时，丞相府就只能坐视，甚至配合着少府，进行一些不那么符合官僚集团利益，刘弘却非要推动的事务。
什么，币制改革啦~武器锻造啦~
乃至于，默认刘弘在上林苑建造一个作坊，专门研发黑科技，等等等等。
这也是封建时代，皇帝普遍渴望掌控财权的原因：兜里有钱，嗓门都能大三分。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
武帝手握汉少府数百万万的小钱钱，才能脑门儿一拍，撇开了整个朝堂，把匈奴赶到了西伯利亚捏泥巴！
崇祯没钱，则等来了李自成武装讨薪。
同样的道理：皇权之所以至高无上，并不是因为其真的生而神圣，亦或是口含天宪，言出法随。
真正能支撑其皇帝威权的，只有手上的刀，和口袋里的小钱钱。
至于那些‘生而神圣’‘言出法随’之类的话，顶多也就骗骗老百姓。
能把官僚集团紧紧攥在手里的，只有随时可能砍下的铡刀，以及能按时发出的工资、按时拨下的经费。
具体到汉室，充当皇帝的小金库的，便是少府。
在过去数十年，少府的支出普遍维持在每年数万万钱作用，用途主要集中在宫廷维护、日常支出，以及偶尔的赏赐之上。
而收入，则是随着天下人口的增长而稳步上升。
光是去年，少府收入的口赋，就有接近十五万万钱之巨！
根据‘人百二十钱’的口赋标准，去年一年，汉室就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向国家缴纳了人头税！
也就是说，只要不发生突发状况，少府的库存，就能以‘每年十万万’的速度缓缓积攒下来。
反观国库，则是每年的农税都被花费一空，碰到今年这样的特殊状况，还得丞相腆着老脸，跟皇帝的少府借钱。
实际上，光是这样的财政格局，就已足以支撑起汉天子的无上权柄——国库要么‘年光’，要么缺钱；少府永远有存款，天子应该立于不败之地才对？
可实际状况却是：有汉一朝，先后发生过数次皇权不稳，乃至于江山变色的动荡！
——太祖刘邦、孝惠刘盈之后，诸侯大臣串连一气，诛杀后少帝刘弘，扶立了代王刘恒！
——文帝刘恒之后，景帝刘启更是差点被逼着立弟弟刘武为皇太弟！
景帝的儿子刘彻，登基之后也险些因建元新政而被废黜。
武帝之后就更不用说了——昭帝刘弗陵年二十而亡、废帝刘贺在位仅二十六天，就‘犯下’了一千一百二十七宗罪孽···
若非宣帝力挽狂澜，汉室天下，只怕根本等不到王莽，就要灭亡于公元前。
对于西汉前半程的皇权动荡，大多数人认知中，主要原因是汉初的那几位太后。
——若非吕后，代王刘恒必然不能登基！
——若非窦后，梁王刘武肯定不会窥伺大宝！
——若非上官太后，昌邑王绝对不会被废黜！
但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一桩桩、一件件历史事件的背后，出现的另一类身影。
——陈平、周勃讨伐诸吕，迎立代王！
——刘屈氂煽起巫蛊之祸，戾太子兵败身亡！
——霍光把持朝政，因一己之言而行废立之事！
看上去，汉初的皇权动荡，都是因为太后的‘昏庸’‘自私’所导致。
但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本该成为皇帝左膀右臂的丞相，或者说权臣，却没有丝毫‘忠义’可言。
所以在刘弘看来：无论是诸侯大臣共诛诸吕，亦或是巫蛊之祸、海昏侯之废立，都与太后关系不大。
真正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是汉初存在一个极其隐晦，而又日益尖锐的矛盾。
——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天然对立！
实际上，除了汉高祖刘邦一人，能凭借开国之功，勉强压制相劝侵食皇权之外，后来的每一个汉天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相权的掣肘，乃至于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