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百姓用行动表达对刘弘的信任，以每石高出市场价十五到二十钱的价格，从少府新设立的主爵都尉购粮食用，长安高门皆因前时的太后懿旨，以及接连的‘凶杀案’而惶恐不已时，刘弘却悠然的坐在宣室殿内，目光柔和的打量着眼前的男子。
若是老奉常刘不疑认清此人，即便其身为皇党一系成员，恐怕也免不得要面折廷争，面红耳赤的劝谏刘弘‘莫忘国本’了。
盖因为这位男子的身份，是汉室，乃至于华夏封建王朝绝大多数时代所鄙夷的——商贾。
真要说起来，商人的恶名在不远前的春秋乃至战国时期，还算不上太差。
被太史公评价为‘商祖’的白圭，便在遥远的战国时期创造性的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理念，并借此累下万贯家财。
同样作为部分人认同的商业祖师：范蠡（lǐ），更是在隐退之后富甲一方，成为后世人所信奉之‘财神爷’的原型。
至于在后世亦大名鼎鼎的管仲，更是提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与资本论极其接近的思想主张！
这三人任意拿出一个，都足以被商贾奉为祖师，并向他们看齐。
——魏相白圭‘以商富国’的执政思维，让战国时期占据弹丸之地，却保有数万常备野战军的魏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施行了‘二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须知如今富拥大半中原的汉室，税率也才十五税一而已；就更枉论春秋各国，乃至于统一天下的‘暴秦’了。
越大夫范蠡，更是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恨，将越国从亡国的深渊硬生生拉出，并推向称霸地位的政治家，军事家。
管仲更是不用多说，在汉室，学术界依旧恭敬的称管仲一声：管子。
——要知道在汉室，就连仲尼都还没那个资格，被称为‘子’！
高兴的能叫一声仲尼，就算很给面子了——不高兴了粗暴的说句孔丘，除了儒生之外，也不会有人太在意。
即便是刘弘乃至于先帝刘盈，高皇帝刘邦的诏书当中，也不乏从《管子》一书引经据典，增强条令合法性的部分。
有如此多的先辈为榜样，商人阶级凭借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丰厚的资本，本该成为精英阶级，至少是预备精英才对。
但白圭、范蠡、管仲，乃至于目光长远，为了生意的稳定而自掏腰包，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的郑人弦高，都没能成为商人阶级的榜样。
商人们，选择了一个错误到不能再错的榜样。
——姜子牙二十三世玄孙，杂家创始人，始皇帝嬴政的第一任相国：吕不韦。
无论是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还是范蠡的‘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亦或是早于西方二千多年提出‘商业战’概念的管仲，都输给了‘奇货可居’的吕不韦。
失去了白圭‘以商业思维治理国家’的思维，失去了管仲‘以商业打击敌人’的主张，也失去弦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宽阔眼界，商人阶级与社会对立，便成为了必然。
今日但凡换一个人，刘弘都断然不可能以皇帝的身份，亲自接见一个户籍还在商籍的‘贱户’。
但眼前的人，恰恰是如今汉室的商人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得到了刘弘光明正大接见的商人：长安田氏主，田兰。
在未央宫北阙上演那么一出‘为父鸣冤’的好戏之后，田兰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孝女缇萦的历史地位，成为了汉室‘孝道’的典范。
关于田兰击登闻鼓事件，光是刘弘目前所了解到的，就已经有无数个版本了。
自秦末汉初的战火而逐渐凋零的远古学派：小说家，更是借着田兰的传奇事件，而重新在汉都长安活跃了起来。
刘弘甚至特意让王忠派人去打听回来了一个版本，待等王忠面色怪异的将那则画风近乎玄幻的‘田氏孝子为父鸣冤’说出后，刘弘可谓是瞠目结舌···
什么飞檐走壁，什么力拔山兮，还都是次要的——在民间传说中，田兰之事活脱被演绎成了孟姜女哭倒长城那样的神话！
从‘以孝治国’的国策来看，刘弘应该对这件事感到高兴；对于田兰一介商户被民间神话，则应该让刘弘警惕才对。
但这件事，却让刘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在原本的历史当中，商人做官，是在文帝纵容民间资本野蛮生长，加上汉室‘祡官’政策，以及公孙弘、桑弘羊等商人出身的猛人开路，才得以成行。
而现如今，彻底放开民间资本枷锁的选项，早早地被刘弘从‘汉室未来五十年规划’中剔除。
光靠着空手套白狼的祡官政策，以及极其不友好的舆论，刘弘很怀疑在有生之年，能否见到桑弘羊这样的精英。
田兰的出现，则给刘弘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造神。
这种手段在后世可谓司空见惯：文娱工作者被经纪公司包装打扮，从而获得庞大的利益，几年之后，再造新神，继续捞钱。
这种以流水线造神的末世，刘弘后世自是咬牙切齿；但现在，刘弘却有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想法：既然后世的经纪公司，能包装戏子揽财，那为什么不能在这汉室，打包出一个‘正直仁义’的商人出来呢？
如今的田兰，甚至已经不需要刘弘打包了——孝子这个政治成分，在汉室绝对算得上仅次于‘丰沛子弟’的根红苗正！
通过打包田兰，来让商界形成一个政权可接受的价值体系，如玄高那般为了生意安稳，而时刻将国家安全谨记于心的思想，无疑算是商贾阶级最好的处置方式。
作为后世人，刘弘心里十分清楚：国家要想富裕，就绝对不可能将商贸丢在一边；但放任民间资本毫无家国观念的追逐利益，又很可能形成类似明末晋商那样的群体。
人性深处深埋的仇富心理，以及商人血液中流淌的本性，更是会让商人阶级长期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从而加速商人阶级国家认同感的缺失。
这个问题，也同样属于刘弘要花费数代汉皇的经历去解决的事。
至于田兰，则算是刘弘地一个尝试——以温和的手段，从根源解决商人阶级与社会对立的问题，增强商人阶级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的尝试。
刘弘要求也不高，不需要商人们真如管子那样为国为民，只要大多数商人具有玄高那样的忧患意识，就足够了。
即便最终失败了，对刘弘而言也毫无损失——无论包不包装，田兰都已经成为活着的孝道典范。
即便最终没能改变商人阶级的价值观，也不过是随手种下的一粒种子没开花而已。
“关中粮价安稳，民安居乐业，田宗主可谓功不可没啊。”
毫无吝啬的赞赏一番，刘弘便带上标志性的淡笑，暗自打量起眼前这位商人子弟中的佼佼者。
对于田兰，刘弘原本的感官其实算不上太好：急功近利，为人极端，意气用事等等评价，都曾在登闻鼓事件之后，被贴在了田兰头上。
但之后发生的一切，却让刘弘略有些惊讶，对田兰的感官也逐渐得到改观。
刘弘借着田兰击鼓鸣冤之事顺利收割了一波民心，并彻底解决长安粮价问题的同时，田兰都在一旁出力，丝毫没有‘功成身退’的意思。
无论是少府售粮与未央宫北城墙外时，田兰毅然捐出的十万石粟米，还是之后田兰强硬出面，统一粮商界的举动，都无一不证明：田兰，绝对是一个聪明人。
若田兰果真是意气用事，一时冲动才敲响了登闻鼓，那事成之后，田兰必然会选择韬光养晦，逐渐淡出舆论视野，以免自己的商贾身份引来太多注意——尤其是丞相陈平的注意。
但田兰却选择了一条近乎破釜沉舟的道路，毫无刻意的投身于刘弘地阵营，为刘弘的事业忙前忙后，丝毫不顾及利益之得失。
事后，年不过二十余岁的田兰，更是极有担当的站了出来，将人心惶惶的商界人士尽皆笼络，颇有一副统一关中商界的威势。
这样的事发生在政权首都，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会选择宰了吃肉，或是养肥留给儿子吃。
但刘弘却是在两件毫无关联的是当中，发现了一丝极其美妙的可能性。
既然田兰意外的统一了关中商界，少府麾下的主爵都尉也成功拉起了框架，那么···
作为后世人，刘弘在‘破坏商界统一，采取制衡’之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既然统一了，那还能少费点功夫···
——借此机会，直接将关中商人群体，尽皆归入体制掌控之中！
官商。
一个遥远时代尘封的词，出现在了刘弘地脑海之中。
既然田兰如今隐隐成为了关中商界的头子，那要是让田兰做第一任主爵都尉···
出于这个考虑，刘弘才对田兰赤裸裸的‘攻城略地’冷眼旁观，甚至默许王忠，借助此次粮价事件，帮助田兰清理一批不愿归附的刺头。
——最终结果自是有点惨烈：整个粮商阶级，全都是刺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