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陛下创此财图，当于政务钱粮之事大有裨益。”
不是张苍捧臭脚，这种被刘弘命名为‘财图’的记账方式，无论是对政府财务审核、记录，还是对地方官府征收粮税、口赋而言，确实具有相当可观的积极作用。
对于刘弘将此物拿出的意图，张苍心中也是有了数：御史大夫属衙‘自省’，主要以财务改革为主；之后对九卿属衙的全面审核，也主要针对其财务状况做文章，为之后中枢全面财务改革做准备。
对此，张苍自然满是欣喜——从现在开始，便将这种简洁明了的财务记录方式普及中枢，那不出几年，这种‘先进’的记账方式就必然会被普及到地方。
届时，张苍再按照胸中抱负，推行审计制度，以治下田亩、人口、户口增长幅度来考核官员时，‘财图’便将发挥极大地作用：大幅降低审计制度所需要的时间、人力成本。
见张苍领会到自己的意图，刘弘便适时止住话头，望向一旁的田叔——如果可以，刘弘当然想将表格、条形统计图、算盘，乃至于纸都一下子弄出来。
但刘弘很明白，步子迈太大，是会扯到淡的···
对已有秩序的任何改动，刘弘都坚信：没有永远好的政策，也没有完美的政策；一个新的政策乃至于秩序的提出，都需要反复商讨改善，并小范围试点，而后慢慢推行天下。
即便是此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的举措，在将来也不见得会适用；所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才应该成为政坛常态。
而新政策，尤其是刘弘以后世人的视角，跨越时间跨度提出的政策，更是需要反复确认是否与时代相符，推行过程中，要尽全力避免想当然，随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改正问题。
除此之外，刘弘要想自己的政策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发展，就不能以‘别问为什么，照做就行’的态度去推动。
最起码，刘弘要保证手中的主要班底，即朝中大部分大佬，能在心中对新政策有个大概的了解，明白其政治目的。
这就使得刘弘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每做出一个举动，都要以此时的人所能接受的方式，将自己的目的解释清楚，并尽量从此时已有的先贤经典当中，为自己的举措找出一个理论依据，来增强说服力。
就像财务改革之事，刘弘需要先在已有的账目记录方式上，改进得出统计表，然后为了财务统计表的运算，在算酬的基础上拿出算盘，再为了记录方便拿出纸张···
刘弘还年轻，完全有充裕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大部分设想——脚踏实地的来，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时人的观念，才能避免将来人亡政息。
而对于田叔这个人，刘弘地感官可谓十分复杂。
刘弘对田叔的了解，绝大部分来源于后世的历史记载当中，以及穿越之后，在石渠阁翻看的档案。
后世的史料记载，将田叔刻画的相当矛盾：黄老学出身，有情感洁癖，为人刻薄廉直，不和道德有缺陷的人有来往，却是以盗墓发家？
早在前世，刘弘就对此持有很大的怀疑：且先不提田叔身为赵王张敖的门客，是否需要靠盗墓来获得财富，光是从时代背景来看，田叔会盗墓这件事就根本站不住脚。
——在汉室百姓心目中，头等大事就是宗祠！
即便是国家，也是孝不离口，每每有婚丧嫁娶，封侯封王，庙算征战等大事发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祭祖。
这也是汉室‘以孝治天下’的现实基础——只有在这种百姓不畏死而畏祖宗蒙羞，不畏亡而畏死后没有香火血食的风气下，以孝治国才可能从口号变为现实，为百姓所接受。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果田叔年轻时真的曾经盗掘过别人家的祖坟，那别说是被推举为官了，能不能躲过乡党的口诛笔伐都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既然司马迁都‘知道’田叔靠盗墓发家，那这件事在庙堂上，起码是人人皆知才对！
但‘为人刻薄憨直’的田叔，以赵王张敖门客的身份被举荐为官，屡任为诸侯王相、王太傅等对道德素养要求极高的位置，并且做得相当出色，却从未被政敌以此道德污点攻击。
光这一点，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太史公笔下的田叔被刻意丑化，应该是因为政治问题。
文帝刘恒旁支夺嫡，孝惠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自然被否认；作为孝惠皇后张嫣的父亲，张敖的政治成分自然也不再‘根正苗红’；那作为张敖的门客，田叔被黑一句‘盗墓贼’，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在石渠阁翻看档案过后，刘弘也确认了自己的猜想：被归在宣平侯一档的田叔，从出生年月，到父母的姓氏、出身，乃至于从小到大居住的地点、做过的事，都被事无巨细的记录在册，就是不见关于‘盗掘坟墓’的记录。
本就对太史公的节操深感怀疑的刘弘，再度腹诽了一番，便稍拱手，对田叔道：“犹记得朕年幼之时，常闻母后提及子卿公忠义之名。”
“今朕以此渺渺之身临天下，斗胆召子卿公为少府，还望公念母后之薄面，助朕一臂之力。”
对于田叔重回中枢，刘弘可谓满怀期待。
在历史上，田叔在景帝朝出任景帝之子，鲁王刘余之王相；刚到任，就有百姓上百找到田叔，指责刘余抢夺百姓财富的事，希望田叔能为他们做主。
结果田叔将这些百姓中领头的二十个人抓捕，各打五十大板，训斥道：鲁王为上子，尔等为王民，却于此诋毁尔王，置忠孝仁义何？
刘余听说之后，觉得十分愧疚，就从国库中将抢夺的财物取出来，让田叔还给那些百姓，田叔又说：王夺之，臣还之，则民恶王而感恩于臣；此非人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