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到元宵佳节，各家燃放烟花爆竹，商户们忙着张灯结彩。日暮时分，三街六市，游人如织，官宦仕女，吟诗作赋，猜灯谜逛庙会的人群，从承天门排到崇文门，真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人山人海。
以至于京师每年都有赏灯的闲人被活活踩死。
不过崇祯十八年京师元宵节，与往年大不相同，可谓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自从去年十年，刘方亮截断运河后，南方粮食布匹供应断绝，茶叶蔗糖更是奇缺，北京逐渐开始沦为一座死城。
物价腾贵，饥寒交迫，每天都有人因为饥饿而死。
昌平之战后，朱由检将皇庄内存储的粮食全部投放市场，用来抑制上扬的粮价。
然对于人口百万的北京，这点粮食不过杯水车薪，四万石小麦进入市场如泥牛入海，没有什么动静。粮价一路飙升，直到有价无市。
多尔衮撤兵后，崇祯皇帝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稳定秩序上，北京是他的基本盘，虽然维系这个基本盘代价非常高昂，然而朱由检却无一丝退意。
十二月底，黑市上大米被炒到十两一石，是一个月前的五倍。
最坑爹的是，买家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要么是陈米，要么是浸水米。这些浸水米是粮商们从逃往涿州的漕船收购的，价钱极低。
刘芳亮指挥顺军攻略临清，抢夺漕船，截断运河，可谓是釜底抽薪。不仅坑了激战正酣的多尔衮，让忠亲王萌生退意，还把京畿地区数百万百姓逼入了绝境。
当然，刘芳亮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事实上，刘芳亮和他的那位远房亲戚，山东总兵刘泽清，已经被崇祯皇帝列入黑名单。
等皇帝陛下平定山东，将他们活捉，便将他们交给镇抚司，大刑伺候。
崇祯十七年，如果没有朱由检力挽狂澜，饥荒之下的北直隶，数十万饥民中冒出几个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枭雄，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毁灭往往源自内部。
锦衣卫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囤积居奇，高文彩率领番子连杀了十二个奸商，仍不能阻挡粮价疯涨。
朱由检曾经天真的以为，灭掉晋商便能一劳永逸，天下太平。
现在看来，只要还存在价格洼地，还存在利润空间，便会有更多的，更无耻，更血腥的集团出现，他们可以是楚商，也可以是粤商。
资本的力量是无限的，这种力量，可以推动人类登上月球，可以怂恿哥伦布去发现新大陆，也可以让英国人远涉重洋来中国卖鸦片。
资本恐怖如斯，在它面前，崇祯皇帝的几道诏令，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这是时代的趋势，无论是是否愿意，它都将降临。明代中晚期后，中国商品经济已然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由南向北蔓延，大有燎原之势。
若不是后来建奴入侵，八旗南下，生生将其斩断，十七世纪的华夏将会何去何从，是否还会被西方吊打，还很难说清。
实际上，明末商人地位，较之明初洪武年间，已有了很大提升。
中央政府自秦汉便开始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由此之上形成的社会风气，到这时候，已有土崩瓦解之趋势。
此时的邻国日本，与大明颇为相似，同时期的日本江户，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德川幕府统治初期，便产生浓厚的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势力渐渐超过武士阶层，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因为没有出现类似明国的蛮族入侵，加之岛国政治稳定，于是乎就产生了后来著名的明治维新。
为保证百姓基本生活，维护基本盘稳定，自崇祯十八年正月初一，京城开始实行所谓计划经济政策，或说是战时经济政策，期限暂定为一年。
简单来说，便是严格限制消费，取消商品流通，一切需求全靠朝廷计划。
即所谓计划主义经济。
朱由检下令，每月月初，京师百姓凭借个人有效证件，前往潭柘寺，崇文门等处前领取本月所需物资。
大致包括，三十斤大米，三两盐巴，二两茶叶，三钱黄糖，四斤煤，一斤猪油。
药品生铁之类军需品，需要有保长或里正开据证明，方可领取。
战事经济政策，对于过惯富足生活的京城百姓来说，很难适应，不过却廷合崇祯皇帝胃口，朱由检身上具备与他身份完全不同的英格兰清教徒气质。通俗点说，他对自己非常抠门。
日子虽然拮据，好歹也能过活，至少比城外那些流民要好，密云之战后，又有不少流民涌向京城，然朱由检已无力接纳他们，让中卫军，藩王军凑了些破旧棉絮，发给他们。
又在辰时，午时，亥时，给流民施舍些米粥，这几日天气转冷，每天晚上不少流民被活活冻死。
这是大明最苦难的时代，朱由检每天只喝一碗小米粥，与后世思密达国所谓的“苦难行军“不同，崇祯十七年末，十八年初的北京，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即便如此，热衷沽名钓誉的文官们仍然忙着扯淡，正月初六，两个太学院秀才在文官撺掇下，在崇文门派发传单，抨击新经济政策，将朱由检比作汉朝刘彻，穷兵黩武导致民不聊生，实乃罪魁祸首。
有明一朝，文人或是文官抨击朝政，辱骂皇帝，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有名的海瑞，他直接上奏折辱骂明神宗，结果不仅没有被杀，还给自己赢得了美名。
不过这几位秀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锦衣卫将传单呈递给皇上，朱由检看后，心如刀割，最后大笔一挥，批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杀！
非常时期，必须非常手段，有时候，宽容即是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