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李建中录取博士生的第一个条件是热爱基础研究。他会与学生谈话，看学生是否真的喜欢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告诉学生，如果选择做这方面的研究，将来可能做得很辛苦，也有可能一生都没有什么成就。
如果发现学生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李建中不是特别愿意录取。他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目的性都很强，都是准备毕业后要赚大钱，要有好的工作，有这样的想法，真正做研究就很难。”
另外，李建中特别看重的是良好的数学素质和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如果一个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好，就不会很好地把自己的研究思想表达出来。
“好的研究工作，是至少5年之后，大家还会记得你做过这样一件事。”在周志华看来，找一个题目，做一点工作，发一点文章，对于博士生来说都不是特别难，但是这不是在做好的研究。
他认为，要培养博士生做研究的视野和品位，“什么样的研究是好的，对学生和导师自己来说都是很难判断的事。能在顶级会议上发表的文章不一定就是好的，超过一半的顶级会议的文章，五年之后无人问津。”
“不管做什么样的科学研究，问题始终是科学研究的心脏，不管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做工程的问题，一定要知道做这件事是为了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于找研究方向，周志华也感到有压力：“让一个研究生一上来就找到一个很有品位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可能，就算硕士期间读过几本书，离真正的国际最前沿还有很远的距离，如果等两年再做，对于学制来说剩下的时间又不多了。”
周志华给自己的博士生确定的题目都是自己已经关注分析了很长时间的内容，有的做了五六年，有的甚至已经长达七八年，“我知道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是哪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在这几年的发展如何，有哪几个问题在3到5年之内有可能得到解决，之后再考虑学生的背景条件。”
在博士生的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各种新问题，老师也要不断解决他的困惑。周志华感觉，一名博士生前两年的研究基本都需要导师喂给他们，包括理论怎么分析，实验怎么设计，甚至实验结果出来了怎么样呈现出来都需要导师直接指导。之后学生逐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而这时导师的作用是要随时帮助学生判断下一步如何做。
但是，这其中就存在一个矛盾：如果给学生提供的帮助多了，这个学生看上去成果很多，但是可能他个人能力没有像成果表现的这样。如果给他提供的帮助少，学生的积极性就会大大的降低。周志华的一名学生把一篇论文投给一家国际期刊，周志华先后替这个学生修改了19次，很恼火。
老师成“老板”，学生干活老师付钱，老师和学生平时基本没有什么联络，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
这是李建中最反对的：“我们要以培养学生为主要任务，因为我们是老师，不是工程师，也不是科学院的研究员，不能花大量的时间干别的事。”
他认为，在以培养学生为中心的主导下，要建立良好的实验环境，学生可以有条件做研究，“导师要获得研究项目，但是拿项目如果单纯为了钱，即使有很多项目，也可能对培养研究生并没有帮助。而且大批研究生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各种为了经费的项目中，研究工作也很难做好。”
现在有一些高校教师经常在外面跑项目，参加各种会议，李建中认为这是不对的，“导师要立足在学科前沿，大部分时间在外边跑，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读文章，根本不知道这个学科领域是什么样，怎么带领学生做研究？”
师生关系也是影响博士生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李建中提出要避免放羊式培养：“师生关系变成我雇你来给我干活，非常不好，一个人带几十个博士研究生，怎么工作？一个导师带8个研究生一起工作都非常困难了，如果带几十个研究生，就只能放羊了，这样没法培养学生。”
“我们始终要贯彻质量大于数量这样一个观点。”李建中认为一个导师一般情况每年录取0～2个博士生，不超过2个为宜。
言传身教也是李建中强调的：“老师刻苦工作就能让学生看到科研是很辛苦的，要付出努力，要让学生了解到科研的艰辛。”
而让周志华感觉培养博士生特别难的一点就是身体力行：“学生会经常把老师当做一个榜样，如果看到老师勤奋，学生必然勤奋。所以说老师要坚持在第一线，特别要保持对研究的感觉和前沿的理解。”
周志华认为导师还有一项工作要承担：“读到博士生，学生年纪不小了，会面临很多问题，这时候老师还要做知心大姐、知心大哥。”
北京交通大学赵耀教授指导的多名博士生分别获得中国计算机学会和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奖，他坦承在培养博士生方面有许多困惑：“我们希望能够把热爱研究的学生招进来。可是现在的招生还是看重笔试。我觉得更应该重视面试，轻视笔试。我们和学生面谈能够更多了解他的想法，他的态度，我觉得态度有时候比分数更重要。”
他觉得如何评价成果的质量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对博士生的普遍要求是要有国内的期刊文章、国际的会议文章，然后就是国际的期刊文章，以至国际顶级刊物上的文章，看似越来越高。
“如果他的观点、想法，能够被学术界认可，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解决学科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好东西。但是，这种评价是需要时间验证的。”
优秀博士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高水平的论文就等于高水平的博士吗？在这一点上，企业界有不同的看法。
中兴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芦东昕博士这几年做了很多大项目的评审，他发现许多学校和研究院所搞的课题，有一些在企业已经成形，只是由于专利申请的程序和企业本身的规定，这些成果没有写成文章发表。从这一角度来看，很多研究生的工作属于无效劳动。
“比如谷歌、亚马逊，他们的研发团队中很多技术带头人就是26至28岁，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的研究成果许多都在应用。反观国内，一批年过半百的老教授带着一群博士生在做研究，却并不考虑这些研究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到底有没有用？”
由此可见，我们的博士培养还存在想当大的问题，而想要在国内拉出来一批有着超高水准的，比较能干的博士，还是有不小的难度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王峰的动作那么少了，手底下没有可堪一用的兵，就是有再多的想法，他也是独木难支。
不过还好，现在他能够挑选的范围和比例就大很多了，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能够挑选的范围更大了，他的很多想法就都能顺利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