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坐在御案后，灯光下他的面色晦暗，这是长期熬夜心力交瘁的人特有的面色。每日看不完的奏报，处理不完的政务。论到勤政。崇祯不仅比他的父亲、兄长、祖父都要勤勉，就算是放在整个大明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然而，就如同一个勤奋无比的学生却始终考试不及格一样，他的勤政并没有给大明的国势带来一点好转，反而愈发的每况愈下。
各地天灾：旱灾、大水、瘟疫、地震、匪患……请求减免粮赋和救济的奏折雪片一样的从各地飞来，就是一向富庶，国家财赋重镇的东南地区也不断的遭到灾害。本来已经严峻的财政简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军事上的压力日趋增加，堪称内外交困：不仅陕西的流寇渐成气候，原本一直在关外肆虐的东虏的入寇关内更是给了他很大的震动。
似乎大明的局面还不够糟糕，就在奢安之乱总算渐渐平息下来之际，广东方面又来了一股海上巨寇髡贼，一度入侵琼州，竟然还打到了广州城下。两广总督王尊德出兵讨伐，结果广东总兵何如宾在琼州惨败，广东官军几乎全军覆没。接着又是这股巨寇在广东杀掠地方的塘报雪片般的飞来。
幸好，髡贼围攻广州城数月不下，又退回到海面上去了，广东方面虽然奏报地方损失惨重，但是总算没有失陷州府，他也下诏免去了被兵地区的若干府县的夏秋粮赋。这多少让他的心情宽舒了不少：广东现在是仅次于东南地区的第二饷源地。如果广东再糜烂，这朝局他真觉得要没法支撑了。
当接到广东巡抚李逢节的奏报髡贼已退出虎门，去向不明的时候，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虽然从奏折和塘报中支支吾吾的语气和闪烁的言辞中他知道当地官兵多半是又打了若干败仗，损兵折将，地方糜烂，最后不过是对髡贼“尾随护送而去”。
这样的结局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髡贼总算没有成为一患，琼州府失陷的各县也已经收复。大明在东虏和流寇上流了太多的血，再也经不起一个新得髡贼了。广东方面虽然损兵折将，但是总算没留下后患，光这样他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然而这样让他感到宽慰的奏折并不多，每天流水般送到他御案上的总是无穷无尽的坏消息。最近几个月，登州兵变成了困扰他最多的朝务。
兵变这种事情，原本已经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从天启年间起，军队日渐跋扈，此起彼伏的闹饷、兵变，殴打文臣杀戮将领已然成了家常便饭。特别是东江，自从毛文龙被斩之后就一直没有太平过。没想到现在东江的辽人竟然在登州起事，公然占据州县，杀害官员起来。
事情越闹越大，有奏报说叛兵已经连下了七城――特别是登州的失陷令他十分震动。登州是辽东战线的海防重镇，不但连接着东江和山东，还起着和朝鲜联络的口岸作用。朝廷在当地多年经营――特别是孙元化当了登抚之后，朝廷每年在登州花费八十万两银子的军费用来练新军，造大炮。如今竟然全部灰飞烟灭，如何不让他感到痛心疾首。
盛怒之余，他几次想将孙元化革职拿问。但是每次都没有下决心。
孙元化从登州突围逃出之后，现在正在莱州布置防务和进剿事宜，如果这会将他拿下，一时半会也无合适的人选接任。其次，登莱一带的军队大多是孙元化统带过得，新派巡抚去，恐怕会军心不稳，万一再闹出事情来岂不是雪上加霜。
而且徐光启、周延儒两位大学士竭力为孙元化开脱，奏请皇帝让他待罪效力。
这二位大学士都是皇帝颇为敬重依仗的，他们的意见也不能无视。
眼下，最让皇帝感到头疼的是由此而来的激烈争论。
一开始，是激烈的剿抚之争，渐渐的，就成了对熊明遇、周延儒的集中攻击。雪片般的弹劾奏折堆满了他的案几。
熊明遇也就罢了，周延儒办事干练。是内阁中不可或缺的能为他理事分忧的人物。现在因为孙元化的关系，奏折都把矛头指向周延儒――孙元化能当上登莱巡抚是周延儒的运作，孙元化馈赠过貂皮人参等辽东特产给过周延儒，这些对掌握着东厂和锦衣卫的皇帝来说都不是秘密。
“诸臣工说是要治孙元化之罪，无非是意在周玉绳罢了。”他在心中这样暗想。心中有些疑惑，这其中莫非有党争的事情？皇帝最忌讳的便是这“党争”。
但是最近雪片一般针对周延儒的弹劾，使得他原本对这位首辅的信任感也渐渐的产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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