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毕竟和蒋没法比，一来是他既没有绝对效忠于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汪之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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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是国父最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经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这样的辉煌资历在国民党中无人可比。
更加重要的是汪拥有所谓的正派人品，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绝无仅有的高洁人物。汪的政敌们虽然批评汪精卫的政治见解，但对汪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的唯一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名声，一旦名声毁坏，汪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这和那些即使恶名昭著，也照样执政掌权的军事实力派完全不同。
汪出走重庆搞“和平计划”，是用他唯一政治资本的“名望”来背水一战，但很显然他的计划失败了。
但是汪逆也算是命不该绝，本来日军高层对于他的那套计划兴趣不大，但是随着中国军民反抗越来越顽强，中国军队也组建的适应了这场战争，不断地发起局部反击，这使得日军高层顾此失彼，头疼不已。
尤其是39年初国民政府竟然在南昌发起了如此规模的反击战，极大的震动了日本高层。
有鉴于此，日军高层才重新重视起汪逆和他的那帮骨干汉奸。
在日军大本营以及华中方面军的支持下，1939年9月5日，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尽管这个委员会成立的时候默默无闻，甚至于连一个像样的办公场所也没有，但这却是汪逆组建新政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个所谓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组建新的伪政权，而且还确定在明年年初举行**的挂牌仪式。
而随着汪逆在上海出现，并不断地释放信号，整个中国政坛军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本身就对抗战没有信心的家伙纷纷心动了，一时间往返上海的车辆比以往频繁了很多。
甚至于汪逆在上海住所附近的酒店都人满为患，想找一间空房都非常的困难。
为了配合即将成立汪伪政权之各项活动，敌11军司令部，按其大本营统一的安排，向其部队下达了进行“谍报”与“谋略”活动的任务。
主要内容涉及到日军今后进攻作战之情报，重点应搜集中国军队之内部情况及部队之调动、部署与统计资料，并详细调查、整理有关的兵要地志。
同时还要关注中国政府之内部情况变迁，特别是其抗战组织之变化，西南地区之开发，国、共两党相克之现状，第三国援华之实情等等。
这个计划的实施，由11军司令部统一领导、检查督促和统一调拨经费，而各师团则负责搜集其当面的我国部队情况。
此外日军汉口宪兵队、汉口特务部与11军司令部，负责对我国大后方的军事、政府机关及中国共产党组织状况等方面的情报搜集。
关于“谋略”活动，其重点是挑拨抗日部队之间的关系，策动抗日部队叛变，宣传、美化伪政权，鼓吹“中日亲善”，企图以此瓦解抗日部队。
日军的谋略伎俩，在江北第5战区，主要是挑拨李宗仁的广西部队与王缵绪四川部队及国民党军汤恩伯之间的关系。
在江南第9战区，主要是对杨森、王陵基的四川部队和非国民党直系的游击部队实行怀柔政策，企图使这些抗日部队丧失抗战意志并策动、引诱其逃亡、叛变。
在华北地区则是大量的拢络人心，其具体措施是加强其占领地区之治安，整顿伪政权，造成所谓“王道乐土”、“反对战争，希求和平”之气氛，以影响和动摇我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达到欺骗目的。
其次，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在长江流域驱逐第三国的势力，迫使其放弃援华政策，而确立日本之经济基础，对汉口的租界，采取逐步进逼的方法，使其有名无实而自动放弃。
再次，宣传报道方面，极力加强其对“谋略”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宣传**、灭共思想与促进“和平”。
受此影响，以至于进入九月以来，不管是华北战场还是华中战场乃至于华南战场，中国军队的表现都非常的差劲儿，几乎没有发动什么大规模的进攻。
反倒是日军上下都在忙碌，不是在积极调集部队就是在组建新的守备部队和伪军，动作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