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清晨。
在1955年新修建的最高人民法院门口聚集着大量的人流，其中虽然不乏各国的记者，但是更多的还是自发前来的中国普通百姓，而法院门口也早就有警察和军人在附近维持着秩序，保证百姓们和记者互相不会干扰到对方。
一个站在一天前刚搭建好的高台上的法国记者阿斯蒂一边居高临下的拍设着周围的中国人，一边微笑着对自己的同僚说：“大卫，瞧啊，这些中国人几乎要把整条街都塞满了！我听说他们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聚集在了这里，等着亲眼看到那些日本人得到审判！我想这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也是很难办的事情，如果量刑太轻，恐怕这些普通民众也不会答应的。”
站在阿斯蒂身边的记者大卫此时也放下了录像机，活动了一下被设备压得酸疼的肩膀：“阿斯蒂，你觉得中国政府会怎么审判那些a级战犯呢，比如岗村宁次？”
阿斯蒂摸了摸他那精细修剪过的小胡子，笑了笑：“我想，等待岗村宁次的也许是期徒刑，当然，也可能是死刑，你知道的，我和中国人打过好久的交道了，我觉得共产党应该会比国民党硬气一些，如果换做是国民党，你懂我的意思。”
说着，阿斯蒂做出了一个猥琐的手势。
“哦，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大卫附和着笑了起来：“1945年！对吧？”
阿斯蒂笑了笑：“对啊，你知道的，那个何应钦，哈哈哈。”
原来，1945年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中国首都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但是仪式上却出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在岗村宁次提交投降书的时候出现了变故，原本按照要求，应该是冈村宁次本人把投降书递交给何应钦，但是岗村宁次却突然改口，让自己的秘书小林浅三郎把投降书递交给何应钦。面对日本的突然变卦，何应钦顿时不知所措，接着，小林浅三郎把投降书交给何应钦，何应钦手足措的起身双手接过来，并且还弯腰点头示意，还礼。这一幕被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拍摄了下来，随后，在互相递完投降书以后，日本人对中国人敬礼，正常来说，此时的中国不用回礼，以彰显自己是胜利的一方，但是何应钦这个时候却又站起来了，对着冈村宁次敬礼。搞的现场好像不是高对方一等受降仪式，而是平等的两军之间结盟仪式了。
随后，这一幕很快也成为了很多他国军人和外交部门官员的笑料，甚至连很多外国的记者也认为，中国人一定是觉得自己赢得不够光彩，才对日本人的投降受宠若惊。
这两个法国记者肆忌惮的笑声引起了一旁两个东德“民主德国电视台（后改名为德国电视台）”记者的注意，不过两个人对视一下，又几乎同时挤出了一个轻蔑的表情。
“这些法国人身上的劣质香水味，从三个街区外的大使馆都能闻得到！”
“是啊，我以为那些法国记者会等着直接看明天早上的日报呢，谁知道他们也能起床这么早。”
在嘲讽完法国人的懒惰和傲慢后，这个德国记者弗兰克又检查了一遍架设好的摄像机，然后从随身包里拿出来了两盒泡面：“刚才中国的记者同志听说我们没有吃早饭，拿给我们的，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那边接点热水。”
“好的！”
另一个德国记者斯帕莱德一边点着头，一边把装摄像器材的箱子拖到了身边，然后直接坐在了上面，饶有兴致的看着周围的人群。
上午8点，人群突然开始骚动了起来，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首先指着建国门南大街另一端大声嚷着：“来了！装战犯的车来了！”
“嘿！这小日本儿还配坐车哪！咋不押着他们走过来呢！”
“要我说，得跪着来，就像那个啥来的，那个叫三步一拜五步一磕头！对！就这样都不能够！”
伴随着老百姓的叽叽喳喳的议论声，附近的警察也跑了过来，让百姓们们让开一条路，方便一会儿的停车。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里有好多外国记者，咱们不能给中国丢脸！一会啊，日本战犯下车后，大家可以骂，但是不能扔东西！万一把咱们国家的车砸坏了咋办？还有啊，押送那些战犯的可是咱们的人民子弟兵，万一你砸到子弟兵咋办？”
在警察的劝说下，一些兜里揣着石头的老百姓悄悄的把石头扔在了路边，但是却仍然垫着脚想尽量看清楚，伴随着两辆运送战犯的巴士车停稳，首先是押解官和解放军走下了车，在和迎接的法院工作人员交接了文件后，一个颇显老态的男人先走下了汽车，而一旁的那个法国记者阿斯蒂见到这个人后，惊讶的“咦”了一声。
“这个人……这个人不是何应钦吗？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今天不是审判日本战犯吗？”
他旁边的同事大卫也有些惊讶，但是片刻后就想通了：“他一定是作为证人出席这次审判的！”
是的，在解放军登陆台湾期间，何应钦被临时倒戈的孙立人、周至柔、桂永清控制住了，随后就交给了中央政府，在经过审判后，被关押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而今天，他就是要作为证人来出席这次迟到了十年的审判。
接下来两辆车里又依次走下来了二十几名战犯，这些战犯当中就有这次从日本被押送回来的石井四郎、朝香宫鸠彦、大川周明等人，只是此时的大川周明依旧在装疯卖傻――穿着劳改服的他此时目光呆滞，仔细看似乎还在流着口水，一副被中国人打得生活不能自理的样子，而紧跟着他走下来的朝香宫鸠彦则仰起头看了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大门上那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