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宣布国民政府迁居重庆后，朝天门码头时常可以看到迎接政府官员的排场，开始林森率领的中央政府受到重庆市民的热烈欢迎，可久了市民也习以为常了。但大批政府机关迁移带来大批人口，导致各种生活物质价格上涨，市民开始有了抱怨，虽然这个声音不大。
普通重庆市民对这些下江人有些好奇，看着他们拖家带口，凄凄凉凉的样子，重庆市民热情的伸出双手；可重庆人不知道，这些下江人对重庆更感到惊讶。
逃到重庆的大部分是江浙，平津一带的富人，至少有些财产，另外还有就是大批学校，资源委员会专门提供了一笔经费，用于各大学校搬迁；可是无论是学校的学生还是见过大世面的上海南京人，都对这座城市的活力惊讶，街道整洁有序，街上人们的面色红润，精神乐观；全国各个城市都有的乞丐，在这里很少看见；工厂到处都是，老工厂新工厂都在招工，找个工作很容易；市面繁荣，上海南京的奢侈品这里也同样能找到。这一切都让感到重庆的下江来的难民们惊奇不已。
在最初的惊讶过去后，很快他们就感到这里有很多繁琐的规章制度，住下不久就有街道的人过来要求他们登记身份证和户口，在找工作或读书时，都要求填写经历，每次街道举办活动，街道干部都会到各家各户通知动员。
南京政府迁到重庆后，李之龙感到应酬明显增加，各级政府高官都需要他去应酬，对这些他既敢兴奋又感到烦躁，他隐隐约约觉得这样不好。
南京的胜利消息传来后，重庆即陷于兴奋和悲伤中，兴奋源于南京的胜利主要是四川子弟创造的，悲伤源于巨大的伤亡，与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每个阵亡士兵家庭都会收到一份阵亡通知，从城市到乡村，无数家庭在举行葬礼，重庆市政府和西南开发队联合邀请川藏大觉寺和峨眉山高僧，以及青城山道士在重庆举办大型法会，追悼阵亡英灵。
对林森、吴稚晖、戴季陶这些人，李之龙基本不理，但汪精卫不一样，大革命时期，他与汪精卫的关系就很好，汪精卫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不到三十就挂中将军衔，担任海军局局长，主掌“全国”海军。中山舰之后，他一直郁郁不得志，直到汪精卫从海外回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他又重新得志，武汉七一五清党之后，他听从了庄继华的劝告，主动脱离汪精卫集团，但汪精卫对他的重用，他还是铭记于心。
汪精卫是在春节之后抵达重庆的，国民政府撤出南京之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全国主要抗战团体和军事委员会都在武汉，但汪精卫却随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议会一起迁到重庆。到重庆后，李之龙与他交往顺理成章的展开了，汪精卫的官邸就在上清寺，与西南开发队隔河相望，汪精卫经常邀请他过去相谈，李之龙每次都欣然赴会，而汪精卫也经常到西南开发队拜访。
“在田，要照重庆这样发展十年，这场抗战才有希望。”汪精卫看着对面忙碌的港口，心中有些怅然，这些年与蒋介石斗，每每落于下风，当年那个不负少年头的少年，如今已经有了华发。
“汪先生，我们不这样看，”李之龙委婉的说，对面的是新开工的江北城工地，计划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兵工厂和码头：“日本虽然强大，但不是不能战胜。要和平，可以，但必须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为首要目的，否则和平没有意义。”
李之龙这段时间与汪精卫的交流，对他的悲观情绪有所了解，所以极力劝解，这段时间他陪着汪精卫林森等人参观了他们建设的钢铁厂、汽车厂、药厂、重炮厂等等，还陪他们去成都拜访刘湘，可这些对他们的影响截然不同，林森受到很大鼓舞，认为有这些支撑，抗战完全可以打下去；但汪精卫却还是不为所动，坚持他的悲观。
“你们？”汪精卫疑惑的看看李之龙，他一身白色西装，在江风的吹拂下，恍然若仙。
“在田，这个我们是不是你和庄文革？”陈璧君在一旁补充道，她穿着一身赤色棉袍，上面绣着一朵白色山茶花，手工精巧。
“是的，不但包括文革，我们西南开发队上下都是这样认识的。”李之龙正色说道，这是基本原则，决不含糊。
“汪先生，”李之龙没容汪精卫发问便继续说：“为了这场战争，我们准备了五年，建了几十家工厂，几十座矿山。对这场战争，我们也讨论了五年，该怎么打我们已经形成共识。日本人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灭亡我国，汪先生，现在谈和平，天下立刻大乱。”
“不然，抗战的结果有三种；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在旁叹息着说：“现在平津丢了，太原丢了，上海丢了，连南京都丢了；战必大败已经是事实；第二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在第一种和第三种之间，我认为，和未必大乱。”
曾仲鸣与汪精卫关系非浅，他从法国回国后就一直在汪精卫身边，几次都与汪精卫共进退，而这三种结果则是低调俱乐部早就有的结论，曾仲鸣只不过复述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