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呀！”伍朝枢赞叹道：“我们老想这样那样，可蒋介石一出手就直奔他们的命根，够狠。”
李彦国也赞同的点点头：“这是他们之所以有广大号召力的基础，动摇了他们的这个基础，共产党就很难再蛊惑人心了。”
济远这才完全明白，这种高度的搏杀已经超越了他的政治能力，因此他始终只能做个政治边沿人。
“济远这次我们要配合，”伍朝枢沉默会才对济远说：“你要记住，不能象往常那样，文章要死死扣住反对北伐就是****苏俄援助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一旦他们的目的达到也一样会出卖我们。”
随后又对李彦国说：“彦国，你也要多写点这方面的文章。”
这时的伍朝枢如同指挥大战的司令官一样调派手上的各种力量。
“发动我们的所有报刊，记住中心要全部集中在北伐上，全部集中在反北伐就是***上；对蒋介石要捧，捧得越高越好。”最后他冷笑着说：“我看这次共产党怎么应付。”
“好，云老放心吧，我负责联系报界同仁。”济远橹起袖子，挥舞拳头叫道。
李彦国则没有说话，而是严肃的点点头。
第二天《民国日报》全文刊载了蒋介石的发言，随后又全文刊载了季嘉山的发言，广州媒体顿时热闹起来，《群报》发表了《真革命假革命》，《革命青年》的《苏俄反对北伐的真正理由》，《为何革命的不革命了》…….甚至一向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七十二坊》也发表了一篇《北伐，革命的试金石》。
随着文章的陆续发表，广州各大院校，茶楼公园等青年人喜欢聚集的场所都常见大批青年在大声辩论；街上出现*****的标语，孙文主义学会会员趁机在各个学校组织集会，更有组织去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反对与吴佩孚联合，要求召开非常会议，商讨北伐步骤。
就在这股新闻大潮中《群报》刊载了《苏俄联吴的真相》，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无名先历数近年苏俄在中国的行动，指出苏俄曾经首先想联吴，向吴佩孚提出以外蒙古换援助的交易，被吴佩孚拒绝之后才南下与国民党合作。然后指出苏俄联吴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压制国民党，扶持共产党和吴佩孚，使之与国民党对抗，这样更便于苏俄控制中国政权；其二是换取外蒙古独立，苏俄一直在争取外蒙古独立是因为外蒙古对其国家安全极端重要，从外蒙古出兵可以轻易截断苏俄通向远东的交通，因此苏俄对外蒙古是事在必得，无论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执政，苏俄都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作者还反驳了所谓的民族自决权，他指出在苏军的刺刀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自决，而且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民族自决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决定外蒙古是否可以独立，而不是只是外蒙古的一小部分人。
作者无名文笔老辣言辞犀利，论证充分，文章普一发表立刻引起轰动，《新青年》和《向导》立刻反驳，指出苏俄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是无条件无代价的，无名对苏俄的攻击是破坏总理的三大政策。
蒋介石拿着文章问冯诡是不是他写的，冯诡摇头，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广州城内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最后他猜测是庄文革写的，蒋介石当作冯诡的面给庄继华打电话，庄继华矢口否认。
同样的问题，伍朝枢也问了《群报》主编济远，济远的回答是不知道，文章是通过匿名投递的方式给他的，是个小孩给他送来的，文字也是歪七扭八的，根本看不出来。
这篇文章的作者无名成为民国新闻界的一个谜，此后再也未见无名发表任何文章。
很快《民国日报》传出苏俄的军火，除了开始的八千支枪，其他均由国民政府支付费用，这下《新青年》《向导》所说的无条件无代价不攻自破。
青军会控制的报纸也开始反击，蒋先云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自总理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来革命的发展有目共睹，黄埔军校开办的军费武器均是苏俄无条件援助，组建党军也是苏俄提供的经费，没有黄埔没有党军就不可能有两次东征的胜利，没有黄埔也不会有平叛的胜利，省港大罢工和五卅的胜利都是国共合作的结果，北伐更是我党所主张，与军阀的暂时联合只是策略问题，总理也曾经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联合反直，总不能说总理也是***吧。
蒋先云的文章总算挡住了孙学会的攻击，但整体来说中共还是处于被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陈延年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在这个会上邓中夏和彭湃认为这是蒋介石的阴谋，在宣传部担任秘书的毛泽东建议由宣传部出面组织《民国日报》、《政治周刊》进行反击，但反击有个重要问题必须明确，即北伐的态度。
周恩来说：“消灭军阀是我党一向主张，这次没有通过北伐议案是因为目前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而且通过北伐议案后会让吴佩孚有所警觉，他的主力就不会北上，对北伐大局不利。”
“恩来说得对，消灭军阀是我党的主张，北伐条件不成熟，另外要紧紧抓住维护总理的三大政策的旗帜。”陈延年虽然这么决定了，但心里却在怪季嘉山，当初党内讨论北伐时，多数同志主张支持这个议案，但季嘉山坚决反对，并拿出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他们必须否决北伐议案，党内同志才不得不屈从，以至与导致目前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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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同志，你看这事与蒋介石有没有关系？”毛泽东猛吸口烟问，他吸烟的情形很特别，别人是用食指和中指夹住香烟，他是用中指和无名指夹住香烟，吸烟时整个手掌都捂在嘴上。
“肯定有。”周恩来肯定的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作？”毛泽东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