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城内的老字号店铺可谓数不胜数，这些店铺看上去，无不透着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建筑格调。可如今，在这些老字号的店铺门脸之间，却悄悄挤进了一些日式风貌的店铺——饭店、茶肆、酒屋，甚至面馆。
太原沦陷快三个月了，阎锡山和中-央军丝毫没有要打回来的趋势，倒是日本人——无论军人还是侨居商人——颇有了一股要在山西扎下根来的意思。
吃罢了炸豆腐的王穗花和李彦，就沿着一条偶尔现出一两家日本店铺的街道，并肩向城南的李彦的家走去。
李彦的家位于城南首义门街，离太原城的南大门也就是首义门不远，而出了首义门就是太原火车站，纵横山西的同蒲铁路和正太铁路在彼交汇——那一带人烟稠密，街巷复杂，非常利于隐蔽和脱身。
王穗花负责的这个情报二组，共有五人，除了李彦，还有二男一女，其中一对是真实的中年夫妻。
时年二十八岁的李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就已经娶妻生子；去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李彦在陕西宝鸡的很有权势的岳父岳母，果断地将女儿以及外孙接走，而出身寒门的李彦则无力反对。由于李彦当时已经被军统秘密招募，且留恋在同蒲路筑路局的高薪差事，又实在不愿到老丈人那里寄人篱下，就留下未走——他算计着，一旦山西无战事，再将妻儿接回太原。
不料，日军铁蹄一路长驱直入，大同、太原、君陵相继沦陷；自己与妻儿老小从此天各一方。而军统山西站原本力量就薄弱，后来又变成了在日占区活动，可谓如履薄冰，李彦很快就被山西站要求从筑路局辞职，成了军统的专职特工。
王穗花到任山西站后，李彦转入其领导的情报二组。他本人头脑灵活，工作热情高，加上读书时曾经学过几天武术，也接受过军统西北区部组织的短期培训，因此很快成为王穗花的得力助手。
此刻，二人沿着亮起了路灯的街道向首义门街走，王穗花就与李彦继续分析起那个来自日本本土的神秘将军。
“应该不会与什么作战计划有关，”王穗花肯定地说：“山西如今只能算是华北方面军的后方，第一军的山冈师团与濑名师团，都是负责驻屯和警备，兵力不足以发动什么大的战役。”
李彦不认同地摇摇头：“那么发生在丰店和文城的进攻，又怎么解释？你说过，鬼子出动的那个联队，就是濑名师团的。”
王穗花有些不屑地反驳道：“你觉得从东京飞来一个日军中将，就为了部署一个几千人的联队、去占领两座县城？”
“文城可不是县城，”李彦同样有些不屑地纠正着女上峰：“那是同蒲路上的一个大站！”对同蒲路，他自信有着绝对权威的解释权。
“怎么个大？比宝鸡还大吗？”王穗花冷笑着挖苦了一句。她当然对自己部下的个人背景（包括家庭背景）了如指掌。
被戳到痛处的李彦顿时没了脾气，闷着头走起路来。
军统女少校偷偷看了一眼垂头丧气的部下，心中多少觉得有些歉然。
“算了，”王穗花换上柔和的语调：“我掌握的一条线，能够搭上濑名师团辎重兵联队的汉语翻译，看能不能从那里找到突破口。”
王穗花在太原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商贸公司的经理，专门从北平、天津向太原、大同倒卖烟草、香水、洋酒、化妆品等上流社会喜欢享用的进口奢侈品。军统北平区部为她伪造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高官亲属的身份，以及该伪政府的实业部总长签发的经营证照——凭着这些，这个漂亮女人在太原的日伪高层家眷的交际圈里，很吃得开。
一辆装满了煤炭的卡车迎面开来，呜地一声掠过了他们的身边，带起了一股更寒冷的旋风，王穗花禁不住打了个冷战。李彦却借着替她遮挡卡车带来的寒风和灰尘，不声不响地伸手从后面揽住了女上峰的腰肢。
这个貌似自然的动作刚刚做出，王穗花就微微停住了脚步，用犀利的目光瞪了李彦一眼，后者立刻知趣地将那只手撤了下去。
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家伙，能力挺强，算是不错的合作伙伴，但就是总要有意无意地做出这些暧昧的举动——联想起自己刚才那只被吞掉了口红唇印的碗，军统女少校决定教训一下这个妻儿不在身边的单身汉。
“你给我听好了，”王穗花一边重新开始向前走，一边咬牙切齿地低声说道：“我是女人，也是你的长官，以后在我面前，你给我放规矩点，否则别怪我动用家法！”
女少校所说的家法，自然指的是军统内部的专门惩处措施。
李彦耸了耸肩，没有吭声。王穗花知道自己的这个部下、跟着阎锡山请来的德国铁路工程师厮混了两年，举手投足之间沾染了一些洋派头。
他们开始默默地往前走。
“或许，应该派人到丰店和文城去看看，”过了良久，王穗花才突然又冒出一句：“日本人在山西足足两个多月没有动刀兵，这一次的动作，的确有些不寻常。”
李彦不做声。
王
穗花恼了，抬高了声音：“你没听见我说话？”
“你又没说派我去。”李彦闷闷地回了一句，显然还在为刚才挨训而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