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引发了学者们对甲骨文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甲骨文的认识也不断的深入。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证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朝晚期都城，属于商朝王室遗物。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初名宝钰（振钰），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淮安。中国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甲骨四堂”之一（其余三人是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一九一七年，王国维从甲骨文中考释出商代的“先公先王”，证明司马迁《殷本纪的商王世次并非虚构。
然而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还是知之甚少。而要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个王朝，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资料。
民国初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主张大胆疑古，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同样的故事主题，文献记载越来越详细，其实都是后代史官虚构事实，为了增加王朝正统性而编造出来的。
傅斯年认为，要想解决古史辨派提出的问题，必须有新方法、新材料，寻找史前和中国历史时期的连接，发掘殷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殷墟由于甲骨文出土与研究已确知为商代晚期的都城，这在时间上就有了准确的节点，可以为“其他古墟知识作度量”。
为此，傅斯年在“中央史语所”正式成立之前的一九二八年八月，就派董作宾先期赴河南安阳考察。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殷商时代已经沉入地底三千年，安阳小屯村的向导把董作宾带到一片田垄边，手指的方向，是一片貌不惊人的土地。过去的三十年间，人们就是在这里不断地翻找出大片的“龙骨”，上刻着人们法看懂的符号。只不过，安阳人关注的是甲骨本身。这些甲骨抵得过最高产的庄稼。清末两江总督端方为一块甲骨开出的价格，曾一度高达二两五钱银子。这片甲骨“庄稼”的根系，就扎在泥土深处的那座商朝的故城里。
只是现在，除了黄土，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它的名字——殷墟。在安阳城中，士绅和古玩店的老板也纷纷劝远道而来的董作宾放弃幻想。走下田垄勘测后，董作宾发现，有几个坑显然才刚刚被填埋好，而他在坑边甚至捡到一片没有字的甲骨。他认定，就在脚下的棉田深处，应该仍然埋藏着有字的甲骨。
“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董作宾的信很快从安阳寄往广州，历史语言研究所，收信人是傅斯年。
傅斯年汇来一千银元，希望“纸上考古”转为“田野考古”。
傅斯年的计划极富野心和想象力。他希望摆脱传统学者所遵循的“纸上的考古”，而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他的目标是沿着洛阳逐步西进，直到中亚各地。他以中华文明作为立足点，但是目光所及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地理版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北大国学门的陈垣等人试图把北京建成汉学研究的中心，反超巴黎和东京，而傅斯年也热切地期望能把“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从巴黎和柏林夺回中国。
而眼下的殷墟发掘，正是这个庞大计划的第一步，能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基准刻度。为此，他与中央研究院反复磋商，终于讨来一千银元，这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殷墟第一次发掘意义非凡，但当时却并非易事，种种障碍横亘在董作宾面前。
那时河南聚众挖古物的事情层出不穷，省内外反响强烈，河南省政府专门发布条例，严厉禁止挖掘古物。
当时科学发掘的意义不为人知，考古发掘甲骨也被人当做“挖宝”，不但当地人眼红，社会各界也疑窦丛生。此外，当时安阳匪患严重，没有河南地方政府配合，科学发掘根本法进行。
董作宾（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3日），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出生于河南南阳。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在甲骨学、年代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他年轻时经过商，教过书，办过报纸，直到二十八岁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读研究生，才真正走上学术之路。加入史语所之前，他在中山大学做副教授。他对甲骨研究有着敏锐的直觉。由于年少时学过篆刻，他逐渐练出一门绝技，可以根据刀法判断甲骨的真伪。
在安阳调查期间，董作宾就感觉到，将来的考古发掘要面对种种障碍。当地人视地下甲骨为己有，前来发掘异于“虎口夺食”；河南省专门发布条例，严禁发掘古物，这法令杜绝不了盗掘，但公开的考古发掘却可能“撞到枪口上”；安阳匪患丛生，考古工作和人员的安全，均需得到有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