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为后话。
朱家骅首次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一次闲谈中，沈尹默对他说，“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朱家骅虽未曾与傅斯年谋面，但却把他的名字深深地记在了脑子里。
后来，朱家骅再度赴德国留学，对傅斯年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整顿后的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学力量薄弱，亟须聘请一位在文学、史学方面有新见、有造诣的学者主持教学工作，朱家骅马上想到了傅斯年。
朱家骅极力举荐，校务委员长戴季陶、校务委员顾孟余亦表示同意。于是傅斯年被聘任为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
如果说胡适是傅斯年学业上的导师，朱家骅则是他的职业导师。如毛子水所说：“没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虽有天才如孟真，即能成就，亦必困难得多。”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傅斯年携胞弟傅斯岩赴广州中山大学上任。
傅斯年来到中山大学时，学生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根据学校的安排，成绩及格的学生按程度区分等级，补习国文、数学、外语三科。
傅斯年精通国文、外语，虽未专攻数学，但也不是门外汉。所以进校伊始，便忙于课程的安排和指导。
次年三月一日新学期开始，他便登台讲课。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开设了《古代文学史、《尚书、《陶渊明诗、《心理学等四、五门课程。傅斯年博闻强记，许多古籍的原文和训释都谙熟于胸中。
据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说：“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而且不限中文系的。我记得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的讲，讲的很快，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他开《古代文学史课，没有现成的讲义，于是便动手编写。他自己刻钢板，在蜡纸上起草，稍加修改，即付油印。所以学生拿到的讲义，常有增删涂改的地方。
傅斯年在《诗经讲义稿的序言中谈及当时编写讲义的情况说：“日中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取乎斫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一存也。”
从这番话里可见，其日常工作和教学活动的繁忙。
在教学方法上，傅斯年力斥中国传统的陈腐说教，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获取新知的方法和运用资料的能力方面，力求将学生引入学术研究的殿堂。
他在讲课的时候，特别强调学生做到两个方面：其一，阅读原始资料。他讲《中国文学史课时告诉学生，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看重了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看重原书”。只要能够细心地读一部古籍，就比读一切近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都要好。他告诫学生不可把读教师的讲义代替读专门的古籍资料，恰恰相反，教师讲义的作用只是用来刺激学生读原始资料。
其二，学会思考问题。他说：“我的‘卮言日出’，非供诸君以结论，乃赠诸君以问题，有时或觉说的话仿佛徘徊歧路，毫定见样的，这正因为我们不便‘今日适越而昔至’。且把一切可能的设定存在心中，随时推端引绪，证实证虚。假如这些问题刺激得诸君心上不安宁，而愿工作，以求解决，便达到这讲义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