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时代的责任感。傅斯年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推翻中国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改革中国政治，完善社会制度，把中国建成独立、富强的国家。
为此他们必须吸收各国文化的精华，学习各种进步的知识，从整体上了解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
同时，他们到西方后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们深入了解各国的基本情况。他们到达的欧美各国，正好是一战后的恢复时期，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组织和领导人们采取有力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
虽然各国政治制度不同，但在领导国家建设、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学术研究、发展新兴学科等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
这批出国留学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出国前了解的中国社会与此大不相同，他们所目睹的中国现实是：国家各级政权都已腐败到极点，统治者抱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僵尸不放，极力维持统治者特权，不思改革。各路军阀相互厮杀，争权夺利，为建立各人的独裁统治而不择手段。国家四分五裂，濒临危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两相比较，自然促使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以寻求医国救民的途径。
正如当时人的评论：这段期间在欧陆负笈求学的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欧洲在一次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以及战后各国的整建与复原所做的努力，再想起远在万里以外的苦难祖国，正遭逢国内外变局的摧残！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气干云的情操。要“究天人之际”，要“通古今之变”，要救民于水火。
当时，在欧洲的学子们，包括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等，这些人日后学成归来，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现代史里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秀异分子”。他们后来的成就，和他们这时候的勤奋攻读，兼收并蓄是分不开的。
其二，对知识的渴求。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往往有这样一种状况，人的知识如同画圆，个人是圆心，圆是知识面，圆画得越大，它的内涵和外延面积越大。人的知识面越宽，对知识的兴趣就越浓，对知识的追求越热烈。
人生有涯，知识涯。因此，追求知识的人毕生在追求，傅斯年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在国内对许多学科领域已有所了解，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已有相当深厚的功底，他希望再用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自己。
在大学时期，他已开始阅读外文原版著作，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对西方各类学科的知识还只是初步的了解。到了西方以后，开了眼界，许多知识都急需充实，在国内所获得的知识也需要验证。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在学习各种知识时，触类旁通，通博结合，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傅斯年的同学好友罗家伦对傅斯年知之甚深。他曾分析傅斯年对知识追求的心理，言道：
“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ar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学，进而治物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他对于数学的兴趣比较浓，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喜欢看逻辑的书，研究皮尔生的《科学规律（K.Gran）和或然律(babiity)。后来像金斯（n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atbabiity”)一类的书，都是他很欣赏的。所以可以说，孟真深通科学方法.论。当然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兴趣决不会限于一方面。他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不但能看，而且能体会。….…还有一种，这群人的学术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帮助了解当时那种旁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之言’。这种主张里，不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可嘉之处。”
傅斯年在留学过程中，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主要表现是不拘一格，博采并蓄。这或许是人们求学的一种规律，人的知识积累经常如此，在某种学科知识达到一定程度，需要联系相关学科，便立即进行学习和研究，对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都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以便收到触类旁通，互相引发的效果，在旁征博采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后来许多对傅斯年有所了解的人，不佩服他知识的广博，这与他早年的刻苦求学有密切关系。如他的老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说他：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程沧波评论他：“孟真的智慧学识，是值得骄傲的，他真够得上说‘学者根底’，什么问题和他一谈，他可以从根源谈起。关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他够得上‘博大精深’。他的治学方法，集会了中国经史和西洋的科学方法”。
当然，这为一家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