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经过彭提维里要塞的检查站时，年轻的布瓦济上校与一名负责检查站的贵族军官，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冲突。
那是少校军官看中了布瓦济上校乘坐的那一匹枣红色的阿拉伯战马。于是贵族军官很是轻蔑的向地下丢出一枚金路易，还以命令下属的口吻，要求“泥腿子”立刻将战马卖给自己。
19岁的布瓦济上校，本来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刺头，怎么会忍受一名少校的如此羞辱。他当即拔出军刀和短枪，发誓要与“无耻的混蛋贵族”，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此刻，即便是老大哥卡达杜尔在一旁劝说都不管用。好在要塞方向的喧嚣声，不出意外的惊动了出门巡查的流亡军统帅赫维利伯爵。
在了解到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后，赫维利伯爵当即命令身边的卫兵，将惹出麻烦的贵族军官关押起来，他还从地上拾起那一枚两金路易的金币，交到布瓦济的手中，并当众向“小将军”道歉，至于那枚金币就属于一种变相的补偿。
尽管身为流亡军统帅的赫维利伯爵，以超然的低姿态，迅速平息了这一场风波。然而，“争夺战马事件”依然给流亡军与舒昂军之间的合作，蒙上了一道阴影。
事实上，无论是保王党之间的阴影，还是分裂，或是后来的灾难，从一开始都有征兆的。
流亡英国的亲王中，“摄政王”普罗旺斯伯爵，如今已自称“路易十八世”的他，属于一个较开明的自由派，对君主立宪并不过分的抵触，也主张通过选举与和平政变达成复辟波旁王朝。长期以来，他都没有中断过与潜伏在巴黎的保王团体的联系。
然而，当下流亡贵族中的主流思想并非民族和国民和解，而是武力“讨伐不臣”，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为此，路易十八的“维罗纳宣言”，其立场不得不从之前的君主立宪派，改为王党保守派。
对应的，路易十八的兄弟阿图瓦伯爵，也是另一时空的“查理十世”，其政治立场就显得保守而顽固，全力支持武力复辟。
阿图瓦伯爵不仅支持孔代亲王的流亡军跟随奥地利军队，通过瑞士攻入法国东部。他非常乐意亲自率领贵族流亡军，在英国人帮助下，从布列塔尼方向参与登陆作战。为此，阿图瓦伯爵不惜卑躬屈膝，主动接受了英国陆军少将的军衔。
所以，整个“基伯龙半岛的登陆计划”从一开始，都是皮塞伯爵、英国军方在一手操办，无论登陆的地点还是时间，都没有与阿图瓦伯爵讨论过。
此刻，躲藏于巴黎的保王党领袖之一的布罗捷男爵，认为皮塞实际上就是一名已经投靠英国内阁的忠诚爪牙。在写信给总指挥官阿图瓦伯爵的信中，布罗捷声称皮塞不值得信任。
原因也简单，那是皮塞伯爵在大革-命初期，就曾公然支持过主张君主立宪的三级议会与制宪会议，以及后来的邦联主义者（吉伦特派）领导的立法议会。从政治立场来说，皮塞属于开明的君主立宪派，而且他有很多宣扬“邦联主义”的共和派朋友。
等到旺代战争与大恐怖期间，皮塞就经常往返于旺代、布列塔尼和英国之间，那一场让旺代大军走向衰落的“西北风之行”，也离不开皮塞和英国顾问的积极策划。
基于此，布罗捷男爵认为皮塞，实际上就是英国人的帮凶，他们都期望法国人继续相互杀戮，永远无法统一。
事实上，保王党人中的这种不和谐的分裂，还出现于舒昂党军队内部，雷恩和富热尔保王军的总指挥博伊斯盖，与莫尔比昂地区的保王军总指挥官卡杜达尔关系恶劣。
起因也是因为1793年的“西北风之行”，在接应北上的旺代盟军时，年轻气盛的博伊斯盖拒绝了卡杜达尔的命令，主动向共和派军队坚守的战地，提前发动进攻，导致一场原本是铁板钉钉的围歼战，打成了一场阵地战和消耗战。
此役，损兵折将不说，还没完成策应旺代盟友的作战意图。自然是气得卡杜达尔暴跳如雷，好几次都想找博伊斯盖的麻烦。
等到两人一同受招来到基伯龙半岛，会见皮塞伯爵之际，博伊斯盖与卡杜达尔两人就在阿内勒村的路口，再度相遇，继而拔刀相见，幸好被其他首领成功劝阻……
保王党人之间的分析还不仅如此，流亡军与朱安党（舒昂党）人之间，除贵族依然保持歧视平民的习惯，还有前者嫉妒后者的军衔。
无论博是伊斯盖领导的“雷恩和富热尔保王军”，还是卡杜达尔指挥的“莫尔比昂地区的保王军”，所有军官都是从残酷的战场上，用鲜血和胜利赢得了他们的军阶。
然而，一些和皮塞伯爵同来的贵族流亡军的军官出言指责这一切，批评舒昂党的军官的文化程度低，而且作风及其粗俗，没有一点法国贵族军官固有的优雅做派；
更为可恶的，是一些人年纪轻轻就晋升迅速，比如说20岁不到布瓦济已是上校军衔；而在登陆的贵族流亡军中，依然保留有不少40多岁的中尉和上尉，自然会令人愤愤不平，以至于贵族军队“到处弥漫着沮丧、嫉妒和争权夺势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