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胖子前脚离开，邓夏后脚便至京城。
邓夏是来送信的，一路跟随递送公文的官差。虽然也可以让官差捎信，但沈有容放心不下，让邓夏务必亲自走一趟。
除了沈有容的家信，还有令孤许等士子的信件。
另外，白崇彦、闵子顺的家人，也委托邓夏把书信带来。
朱国祥将老婆的信看完，说道：“炒茶技术泄露了，去年冬天，一个郑家茶工被人灌酒，把炒茶的大致流程传出。今春便有人制作炒茶，那茶工惊恐之余，干脆举家逃去兴元府，投靠了另一个大茶园主。”
“迟早的事。”朱铭说道。
北宋末年的奴仆都是雇佣制，奴仆的子女拥有自由身。
世仆当然也存在，属于合同到期，却主动留下来，终身服侍主人家。这些世仆的子女，也可以叫家生奴，但同样拥有自由身。
相较于庞大的奴仆群体，世仆和家生奴是很少的。他们一般都是心腹，留在主人身边听候使唤，又或者被派去店铺、作坊做管理者，不可能去做底层制茶工人。
所以宋代的革新技术，如果接触的人过多，是很难进行保密的，因为工匠的流动性太强。
这么说吧，福建那边的御茶园，经常耗费大力气研究新茶。往往头一年研究出来，第二年就遭泄密，私茶质量反而超过御茶。
专利保护什么的，肯定没有。
就算有，也无法实施，太依赖执法力度了。
宋代只有书籍版权保护法案，不管是自己写的新书，还是重新校对的老书，都可以送到衙门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就能获得版权保护。
印刷之时，有专门的版权页，用大字注明这本书不可盗印。
盗版商若被证实其违法行为，最高判罚是抄家！
但这种版权保护，顶多能在本州县起作用，地方官府很难跨境执法。
朱国祥说：“洋州的底层百姓，依旧在喝更便宜的散茶。上流社会阶层，还保留着喝高级团茶的习惯，只经常用炒茶来招待客人。炒茶的主要客户，是城市中产和官府订单，如果炒茶产量过多，本地市场很容易饱和。”
朱铭说道：“肯定没有饱和，市场都没有完全开发出来，只是短时间内供大于求而已。大明村和郑家，想要把炒茶卖完，必须通过走私途径。”
也可以走茶马司的正规途径，但有三个难处：
一是川峡四路的茶叶，只能卖去边疆换马，就算是民间商贾贩运，也必须运到熙河路都大茶马司。
二是合法卖茶，税收太重，利润并不高。
三是那些少数民族，还没有喝炒茶的习惯，就算运过去也不一定有市场。
朱国祥说：“张广道打算跟郑家合伙走私，有容刚开始表示反对，后来被众人说服了，因为想搞走私的不止张广道。而且，大家也不觉得走私有啥错，整个洋州三县，不参与走私的茶园、茶商早破产了。”
即便是走傥骆道，也是要交税的。
骆谷出口有个收税站，可以轻松买通税吏，以普通货物报关，以此逃避高额茶税。
朱国祥又说：“大明村的人口，已经超过1700人。下白村的汉江对岸，那些散居农户主动要求，连人带地集体并入大明村，以寻求大明村的保护，逃脱官府的苛捐杂税。”
朱铭笑道：“这等于我们的地盘，直接扩大了五分之一。”
朱国祥把书信扔进炉子里烧掉：“在孟昭、余善微夫妻的建议下，有容把村子划定为三个里。原有的黑风寨附近土地为第一里，废茶山到江边客栈为第二里，靠近汉江的河谷地带到下白村对岸为第三里。”
“我这后妈，是个能做事的。”朱铭给予高度评价。
朱国祥摇头说：“肯定是余善微出的主意，那个女人不简单啊。”
朱铭问道：“县衙什么反应？”
朱国祥说道：“向知县升迁了，新来的知县叫庞瑞。此人做了好几年州学校长，估计是穷疯了，一上任就往死里捞钱。简直连脸都不要，打着为朝廷征集粮饷的幌子，一口气增加好几种苛捐。下白村对岸的零散农户，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带着土地集体投靠大明村。”
“主簿张肃是什么反应？”朱铭又问。
朱国祥忍不住好笑：“张主簿和白二郎联手，抗拒这种胡乱收税的行为。但张主簿是真心抗拒，想缓解百姓的负担。白二郎和手下那帮胥吏，却是一边抗拒，一边趁机捞钱。”
“张主簿不容易啊，”朱铭生出感慨，同时又幸灾乐祸，“上有贪官，下有污吏，他夹在中间肯定难受，估计是没有心思去管大明村了。”
朱国祥欣慰道：“县衙官吏，斗得越凶越好，大明村才更容易埋头发展。新来的庞知县，主动向大明村示好，估计是想巴结我们两个。他在任期间，完全不用担心外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