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这么吩咐后，就起身看向了窗外。
而窗外这时已是黄叶满庭阶，只待被一阵狂风卷个干净。
建设新的礼法，是由余有丁根据实学思想首倡，他和申时行、方逢时等执政公卿达成一致的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新政。
虽然新礼是以托太祖本意复古礼之名，而改理学大兴后的内敛保守之礼，但实际上，新礼是再次强调华夷之别和同袍之义，在要求卑者敬尊者之外，还开始立法要求尊者也以仁以礼待卑者。
申时行、方逢时、余有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因支持张居正改革而起家的，而他们要想保住权势，就得继续延续张居正改革的路走下去，承认改不适宜之政是正确的，是必须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名正言顺的继续坐在高位上。
只是改着改着，当改制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在思想上动刀，进而以更加巩固自己这些改革派在执政行为上的正确性，而彻底摘掉乱礼坏法的奸党帽子。
不过。
申时行、方逢时、余有丁这些地主阶层出身的官员，能愿意继续改制下去，进而开始对真正让大明帝国裹足不前甚至开始后退的礼制动手，更重要的还是皇帝朱翊钧自己没有站在旧礼那边，即保守派那边。
朱翊钧这么选择，除了因为来自后世的他知道旧礼本就会日益崩坏，本就会导致中华要为外夷欺压外，就是他自己也不想被旧礼束缚。
基于“灭人欲、存天理”思想建立的旧礼，如果继续统治这片土地，那么，除非皇帝是异族皇帝，有自己足够制衡汉人地主阶层的本族军事集团，否则，皇帝也会不得自由，也会变成旧礼的奴隶。
而那样的话。
皇帝要么摆烂要么叛逆，但无论哪种只要不改旧礼，对百姓和国家而言都是灾难，相反，异族皇帝可以依靠这种礼制既不受旧礼约束，又能依靠旧礼控制全天下的人为自己驱使，真正实现除朕之外，皆为奴才。
所以，朱翊钧宁肯把全天下汉人更加当人，宁让内阁等有宰相之实，也不愿意为了让自己真的可以奴役天下汉人，去支持旧礼。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如果想绝对自由，我行我素，就会导致绝对的不自由。
朱翊钧虽然不愿意尽灭己欲，而沦落为旧礼奴隶，但也愿意不尽随私欲，使私欲有度，而求更加怡然安详的心境。
当然。
朱翊钧内心还有点愿望就是打破旧礼后，他可以让大明对外敛取更多钱财，以对外挣来的钱财增加内帑收入，进而以后就可以自费出宫去各地巡视，而不用担心因此累民，使天下怨愤。
要知道。
朱翊钧已经受够了一直待在这四方城内。
他还是很想去看看这所谓的属于他的江山的。
而这么一来。
现在的改革，便使得整个帝国旧的东西在开始纷纷剥落，如缠足，如弃婴等俗，还有文贵武贱的现象；而新的东西在开始出现，如开始鼓励庶民迁徙去开发新的产业，士子也开始愿意出去立功邀名，国家武德开始走出去而不是只用来守内。
连如今武臣都开始敢告文官的状，让朱翊钧真的可以通过文武相制，而知道还有哪些权贵官僚是旧礼的守卫者，以至于不惜支持鞑虏挑起边患，也因此下令让厂卫去抓人。
大明门外的一处茶楼里。
同样因天晚将雪，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对太常寺卿沉人种、太仆寺卿石星、文选司郎中王用汲、太仆寺少卿傅来鹏等同僚好友刚刚围炉而坐，准备吃茶，一队锦衣卫这时就从这边走了过来。
初始，赵南星等还没在意。
毕竟京师地界，出现锦衣卫是再寻常不过的事，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例行巡逻，还是查缉盗贼。
所以，赵南星这时也只议论着时下官场所关注的建立新礼之热点，而失望且无奈地道：
“没有出现大规模边患，新礼看来真的是合时宜的，鞑虏也果然没那么不愿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