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点名的是一个眉清目秀、温婉如玉的女记者，看上去天真无邪、人畜无害，但问题却非常尖锐，并且还是微笑着问出来的，堪称笑里藏刀：“张副总司令，您打算竞选总统吗？”
这个问题一出，张学良旁边的杨宇霆立刻拉下脸。张学良也不是傻子，知道这个女记者肯定是南方的密探式人物，当众问这个问题是为了“逼”自己当众表态，实际上，杨宇霆等高层在事先都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打算在记者人群里安排一堆“托”，挤掉那些不怀好意的南方记者，但张学良阻止了杨宇霆等高层的做法。
面对这个尖锐问题，张学良仍然是坦然而真诚：“不会。我是军人，本来就很不适合做政治家，并且我本人对此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这些年来，北方的民生建设、经济发展等政务都是张辅帅、阎公、顾少川他们在负责，他们才是真正的厥功甚伟。”张学良这个回复既表明了自己态度，也是在给张作相、阎锡山、顾维钧等人以后进入中央政府而“宣传造势”。
杨宇霆顿时露出懊恼神色，如果张学良不参选，那总统宝座就很难是北华的人了，毕竟，张作相或阎锡山去跟蒋介石竞选，成功率自然远不如张学良，若是张学良去参选，当选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客观上讲，张学良的“北华集团”就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的最后余脉，因此在正统地位上并太逊于南京方面，但张学良确实无意争权，杨宇霆等人多次劝说张学良把北华首府从沈阳转移到北平并把北平恢复北京称呼，毕竟，沈阳只是一个省会，而北平（北京）则是北洋旧都，具有重大政治地位，但张学良每次都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他并不想为了所谓的九五之尊而让中国出现“南北二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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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提问允许的一个美国记者单刀直入地问道：“张副总司令，对日作战在正式结束后，您打算怎么安置和处理那几千万日本人？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又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颇有些绵里藏针的味道。中美德三大国固然已经握手言和，但互相竞争也已经隐然展开，中国若是有什么丑事或什么话柄，美国人肯定不会放过，并且还会拿到国际上大肆宣扬甚至摸黑。
张学良郑重正色地回答道：“战后的日本人都是中国人，是和族中国人，我们会把他们当成亲人和同胞，他们若真心诚意把我们也当亲人和同胞，我们自然跟他们相亲相爱一家人，但他们若有人执迷不悟，那我们只能用铁血手段处理。我以礼相待，你必须礼尚往来，你若以怨报德，我就以直报怨。一句话，顺世界大势者昌，逆世界大势者亡！”
那个美国记者毫不客气地追问道：“根据我们的了解，张副总司令您对于战后日本人是采取了‘三等分级制度’，这岂不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三等和族人被限定在北海道，二等和族人被限定在原日本列岛，只有所谓的‘一等和族人’才拥有跟汉族人一样的权益和地位，这岂不又是赤裸裸的种族隔离政策？”
张学良不客气地回答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给了他们上进的渠道，至于能不能珍惜和把握，就看他们自己。这位美国记者朋友，你与其关心中国和族人的权益，还不如关心贵国境内黑人的权益。好了！那位德国记者，请提问。”
德国记者提出的问题自然要比美国记者提出的顺耳多了：“张将军，我想问您，您今天心情如何？”
张学良笑道：“非常好，跟外面正在游行欢呼的我的同胞们是一样的。但是...”他话锋一转，脸色里多出了几分阴郁，“欢喜中也有几分悲伤，因为四天前刚发生了‘610事件’，四百五十三名同胞不幸遇难，我很悲痛。”他指了指胳膊上的黑纱，“对遇难同胞，我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我真诚慰问并道歉。是我和政府的疏忽大意，才让你们亲人遭此毒手，在这里，我向你们进行公开道歉，同时我向所有同胞保证，政府一定会吸取教训，采取切实、及时、有效、严密的对策，竭尽全力不让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德国记者显得饶有兴趣：“张将军，看来您今天心情主要还是很高兴的，为何？”
张学良笑道：“这还用问吗？就跟你们德国人打败英国人后是一样的（张学良此话也是恶心现场的美国记者），甚至，比你们更加热烈！你们德国人和英国人只是积累了几十年的积怨，而我们中国人却和日本人足足积累了上千年的仇恨！大仇得报，岂不快哉？众所周知，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千年邻居，并且，中国还是日本的老师，自唐朝开始，日本就一直向我们学习，日本原本是一个极其落后、极其愚昧、极其闭塞，连文字、姓氏都没有的国家，它的语言文字、礼仪教育、道德规范、建筑服饰、社会制度、艺术科学无一不是来自我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对日本可谓是仁至义尽，然而，日本又是怎么对待我们这个邻居和老师的呢？恩将仇报！东亚的近现代史，就不需要我向诸位再重复一遍了吧？登陆日本、彻底征服日本，乃是我中华亿万同胞、万千军人的千年夙愿！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我中华的自身安全和长治久安，我们必须要消灭掉日本！如今，这个千年夙愿既已达成，我们中国人又怎么能不高兴？”
以牙尖嘴利而著称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一直在举手请求提问，张学良故意装作没看见，史沫特莱显然忍无可忍，直接豁然而起：“张将军！对于贵国境内在四天前发生的‘610事件’，您怎么看？对于这起事件的本质，您又怎么看？”她转过身，望向现场所有人，“事件发生时，我本人就在现场，并且成为能够近距离采访匪徒的十名记者之一，关于匪徒当时说的话，我都详细记录下来并发表在了《华盛顿邮报》上。”她再次望向张学良，“张将军，那些匪徒都是日本人，并且都有家人惨死于您军队的手里，这才刺激他们做出如此报复举措，甚至有充足理由相信，这起事件并非临时起意或单个案例，因为准备用这种手段来反抗您的日本人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拥有严密的组织，并打算跟您长期作战，张将军，您现在仍然还坚持您的对日强硬策略吗？您不觉得您要为在事件中不幸遇难的那四百五十三名您的同胞也要负一定责任吗？我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您太过于激烈和极端的对日策略，才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让中国陷入难以解决的新困境，无数日本人家破人亡的同时，你们自身也被殃及！”
好一张伶牙利嘴！张学良暗暗感叹，确实如此，史沫特莱的问题和论点都是非常犀利的，俨然间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张学良的头上，毋庸置疑，如果张学良无法有效反驳，那他肯定会被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定了定心神后，张学良沉着朗声地道：“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用来形容中日关系可谓是再贴切不过了。很多人指责我在对日本的策略、态度、手段上过于严厉，就像史沫特莱女士刚刚说的那样，因为太过于激进极端，甚至还导致殃及本国同胞。狗急跳墙的日本狂热分子秘密潜入我国境内和韩国境内，并在四天前实施了一系列恐怖活动，光是东北大学第三分校的恐怖袭击事件就导致我国四百五十三名公民遇难，这确实非常令人悲痛，也非常令人震惊，我个人感到非常悲痛、内疚、自责，但我并不感到后悔！我悲痛同胞的无辜惨死，我内疚我考虑问题不周，我自责我没有提前做好防备这种恐怖活动的措施，可我并不认为这是我对日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顶多只是副作用。呼吁我改变对日政策的人们，你们可曾想过，如果我不这么做，事情就会更美好吗？是的，那四百五十三名公民可能不会死去，但是，却会有百倍、千倍乃至万倍的同胞死去！历史要牢牢铭记！忘却历史就是对本国的背叛！更加不能好了伤疤就忘了疼！一个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旅顺大屠杀，两万多无辜中国人被日军残酷杀死！济南惨案，六千多无辜中国人被日军残酷杀死！为什么？那些中国人难道就该死？在旅顺大屠杀和济南惨案之前，中国人伤害过日本人吗？没有！但日本人就主动来伤害我们！最可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济南惨案发生于1928年，而在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上下慷慨解囊、无私真诚地援助日本，可日本人是怎么回报我们的？时隔五年，他们就在济南残杀了六千多中国人！再时隔五年，他们出动几十万军队侵略东北！诸位整天口口声声把人权挂在嘴上的正义人士们，你们在为日本人的人权进行呼喊时，可曾想过中国人的人权？日本人屠杀中国人时，你们和你们的国家可曾帮助过我们？没有！你们只是嘴巴上声援我们而已。那时候，中国弱日本强，所以中国人任日本人鱼肉，而时至今日，中国强日本弱，就该轮到日本人任中国人鱼肉！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由弱变强，靠的不是所谓的正义，而是铁血奋斗！靠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强不息！所以，我们有资格享受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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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情绪激动起来，他猛地提高声音：“有人说，中国可以跟日本和平相处，我们很愿意，日本人呢？谁能保证日本人会跟我们和平相处？我敢说，没人保证，即便真有人保证，当日本再次侵略中国时，那些人也会故意消失不见。假如日本东山再起，那中国会再次受到伤害吗？我没有说一定会，但肯定不是一定不会，对不起，我不会为了一半的希望而把本国安危作为赌注。中国古典《韩非子》里曾有一个《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讳疾忌医，一定要防微杜渐！日本就是中国的祸害，以前只是‘腠理之疾’，中国人不在乎；后来变成‘皮肤之病’，中国人还是不在乎；再后来变成‘肠胃之病’，中国人继续不在乎；到最后，病入膏肓了，大祸临头了，中国人才如梦初醒，但悔之晚矣！我认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必须要具备高瞻远瞩的长远目光和精确的预测能力，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国家的医生，能够防患于未然，而不会姑息养奸。你们反对我的政策，我也理解，毕竟哪个人愿意听到医生说自己有病呢？你们批评我太严厉，但我的行为只不过是在自卫而已！任何人甚至是任何生物，都有自我保护的天赋权力！国家也是一样！为了本国安全，必须要把潜在隐患给消灭掉！更何况是日本这个前科累累、恶性不改的敌国呢？很多人不理解我，我知道，我甚至可以估计，哪怕过五十年后、过一百年后，仍然会有人不理解我。不理解是好事，这反而让我高兴。为什么呢？如果国人真正理解我了，说明日本又伤害中国了，国人那时候自然会哭着喊着说‘张汉帅当年做得对啊’，如果国人一直不理解我，说明日本以后一直没有伤害中国，我的目的也达到了，即便被误解、被曲解，甚至背上恶名骂名，又怎么样呢？若以我一人之恶名骂名，换来亿万国人之太平，我愿意！”
张学良一开始还神色平静、语气温和，但他越说越激动，情绪也激昂起来，因为他确实被那些来势汹汹的反战思潮搞得很烦恼，甚至很窝火，对中国人“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毛病深感无奈，但张学良偏偏却又没有办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他写的那本书《假如我不抵抗》虽然畅销热卖，但绝大部分人只是看着好玩，并且读者看完第一遍后就不想再看第二遍，“因为书里的中国新历史太过于沉重、灰暗、苦难，虽然看得新奇有趣，但却更加令人感到压抑”，更别说有人真正去深入研究了。打个比喻：有一个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富二代，父亲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假如我当年没有下海经商，你现在就是一个天天啃窝窝头的穷小子，所以你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啊”，毋庸置疑，这个假设式教诲对富二代不会起到实质性作用。正因为这样的无奈和恼火，张学良此时敞开心扉时自然克制不住情绪。
现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张学良，几秒钟后，回过神来的国内记者们目光都变得肃然起敬，张学良最后那句斩钉截铁的“若以我一人之恶名骂名，换来亿万国人之太平，我愿意”可以说犹如黄钟大吕般气吞山河、振聋发聩，雷鸣般的掌声立刻淹没全场。
“说得好！汉帅说得好！”
“汉帅您做得对！我们都支持您！”
国内记者们热烈鼓掌并响应欢呼，德国和亲华国家的记者们也都微笑鼓掌。
史沫特莱并不气馁并转变话题：“张将军，您在‘610事件’发生后创造了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恐怖分子、恐怖袭击、恐怖活动、恐怖事件等一系列冠以‘恐怖’二字的新词语，您首创了这个新概念。这么说，您认为那些日本匪徒并不是常规意义的敌方武装反抗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