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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东北军和关东军的战事从9月1日爆发，到9月7日正式停火，共持续了七天七夜，后来被称为“七天战争”或是“中日第一次东北会战”。此战，东北军同日本关东军、日本满铁公司铁道守备部队以及驻朝鲜的日军展开了沈阳战役、长春战役、鞍山战役、铁岭战役、旅顺战役、安东战役等十多场局部战役，东北军总共投入7个军、20多万兵力参战，累计消灭日军正规军1.1万余人，消灭日军铁道守备队5000余人，消灭日军宪兵警察4000余人，消灭参与战事的日本侨民、在乡军人、日本浪人1万余人，摧毁日军飞机40多架；东北军自身伤亡3万余人，阵亡9000余人，受伤2万余人，另有旅顺、安东、沈阳等地的东北平民共计1.5万余人被战火殃及而伤亡。这场战事的最终以东北军获胜、关东军全面退出东北、日本政府被迫放弃在东北的全部特殊权益而结束。
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整个中国都沸腾了，特别是东北四省，更加是陷入了尽情的欢庆中。东北的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这一特大的盛事和喜事，扬眉吐气的各地群众纷纷热烈地高呼着震耳欲聋的口号：“东北军万岁！”“张少帅万岁！”“胜利万岁！”，震天声响直冲云霄；报纸广播上，东北社会各界向张学良和东北军发来的祝贺歌颂文章、电报犹如雪片般铺天盖地飞来，光是张学良的帅府每天收到的祝贺电报书信就多达上百公斤；而东北各界民众寄往东北各参战各部队的慰问品更是堆积如山。《大公报》对此战评论道：“此次暴日侵我东北，举国公愤，张学良将军保土卫民，孤军血战，忠勇义烈，钦佩莫名。”《申报》评论道：“张学良少帅和东北边防军众将士奋勇抗战，义薄云霄，全国感泣，人心振奋。”
南京政府也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进行了通报嘉奖。张学良以及指挥战役的王以哲、齐恩铭、丁春喜、刘翼飞、高维岳等东北军将领们都被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南京政府额外还象征性地奖励给了东北边防军1000万元；蒋介石称张学良是“国之干城”，称东北军是“北方长城”。
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场胜利太可贵、太来之不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除了中法战争以及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外，还没有获得过真真正正的一场对外胜利。中法战争，清军在前线打赢了，清廷在后方仍然是签署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虽然也参战了，但那是派华工前往欧洲战场负责后勤工作，纯粹是跟在美英法列强后面捡了个战胜国的空头衔，在巴黎和谈时中国还是列强砧板上的鱼肉；而这次的东北会战，中国可以说是赢得非常圆满，一举收复了日本在东北的所有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特殊权益，彻底地维护了国权。东北政府查收了日本政府和民间在东北的所有不动资产，光是被称为“日本的东印度公司”的满铁公司，就下辖五十多家公司企业，资产总价值达到10多亿日元，拥有员工10万多人，铁道附属地的总面积近500平方公里，该公司控制铁路4000多公里，霸占了东北南部的铁路网命脉。东北政府查收满铁后，其公司不动产由东北铁道部接收，日籍员工全部驱逐出境，中国籍员工继续在原岗位工作。除此之外，东北政府还封闭了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馆。10月上旬开始，东北政府开始释放战争期间被东北军俘虏的关东军官兵、满铁公司铁道守备队成员、日本驻东北的各个领事馆的成员，并全部驱逐出境，同时宣布东北境内的日本人“不受欢迎”，驱逐东北境内的所有日本侨民、日本浪人、日本在乡军人等日本人，查抄和没收日本民间和日本侨民在东北的所有资产，并在今后严格控制来东北的日本人。
通过这场对外战争的胜利，张学良更是威望大增，不但在东北和北方八省已经被视为“英明神武的领袖”，在全国范围内的名誉也抬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张学良子承父业成为东北的少帅后，东北的很多高层并不服气，关内地区很多名流士绅对他的评价也不是很高，认为他不过是投了个好胎，即便张学良在中原大战里初步崭露头角，也被认为是“投机取巧、歪打正着”的运气，但眼下的对外胜利则彻底改变了这些人对张学良的印象。张学良不再是个“二世祖”，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爱民、对外宁折不屈、全力捍卫国权的领导人”，甚至张学良的口碑都超过了蒋介石。毕竟蒋介石可没有打过对外战争。当初济南惨案发生的时候，蒋介石命令北伐军绕道而行，眼下和张学良“命令断然抵抗”进行对比，张学良自然显得“浩气凛然、无所畏惧”。东北方面，军政高层无论是以张作相为首的元老派还是以杨宇霆为首的新秀派，都对张学良彻底心服口服了，晋绥军和西北军的投诚将领也在这战后对张学良死心塌地。可以说，张学良通过这场对关东军的战事，获得了比通过中原大战还要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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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赞誉声和褒扬声，张学良也有些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他的得意其实有更深一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和“原先那个张学良”对比而产生的自豪。张学良暗想：“你这个没用的胆小鬼，关东军明明打不过你的东北军，你却被关东军吓得一枪不放就抛家弃乡，老子可比你有种多了。只可惜，老子赚来的美名都白白便宜了你这个只知吃喝嫖赌抽的二世祖。”
当东北和全中国因为这场前所未有的胜利而陷入欢腾时，日本国内各界则因此而掀起了轩然大波。日本内阁放弃日本在东北的所有特殊权益，被日本军政界的激进派势力视为是“赤裸裸的卖国苟且的勾当”，首相若槻礼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等主和派高层以及在南京签署停战协议的重光葵都被骂成卖国贼。皇道派首领、教育总监荒木贞夫多次在公开场合声称“帝国军通过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浴血苦战而获得的战果，却被那帮只知妥协苟安的官僚在谈判桌上给彻底出卖了”，这个言论得到了大批日本军队中下级的青年军官和民间大量深受“皇国思想”熏陶的日本青少年的支持，并且这种极容易和民族主义思想所混淆的军国主义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日本国内迅速发酵，并一发不可收拾。停战条约刚刚签订，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参谋本部参谋根本博少佐、参谋本部情报课中国班成员长勇少佐为首的一批日本陆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激进组织“樱会”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暗杀“苟且卖国”的首相若槻礼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等主和派文官首脑，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的军人政府。实际上，这个“樱会”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就搞过一次未遂的政变，企图拥戴陆军大将宇垣一成担任首相，结果计划流产，反而让宇垣一成受到牵连。此次，“樱会”故技重施，并得到日本此时著名的军国主义思想鼓吹者北一挥、西天税、大川周明等人的支持，这就是著名的“十月事件”。但这次的政变阴谋还是因为东窗事发而胎死腹中。“樱会”被迫解散，桥本欣五郎等主谋者则在同情其行为的日本军方部分高层的庇护下安然无恙。尽管这场政变最终是以流产而结束的，但却让首相若槻礼次郎等性格软弱的主和派成员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和畏缩。
除了樱会，一夕会、血盟团、天剑党、黑龙会等日本国内的多个激进组织也因为这场“整个大日本帝国的奇耻大辱”而加强了活动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日本军政界人物乃至日本民间的极端性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从十月开始，以日莲宗僧人、军国主义者井上日召为首的血盟团开始在日本境内展开恐怖刺杀活动，以“一人一刀杀一人”的手段“铲除卖国贼，彻底实现天皇大统的皇道制度”。该组织的成员先后刺杀了反对战争的著名银行家井上准之助、著名财阀和实业家团琢磨等人，并试图刺杀首相若槻礼次郎，甚至还想派人前去中国上海刺杀“签署卖国条约”的重光葵。若槻礼次郎在躲过刺杀后心惊胆战，彻底丧失了与日本军方和激进派势力对抗的勇气。1931年11月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全体成员迫于暗杀恐怖和各方面的压力而集体辞职，反对党领袖、日本政界三朝元老犬养毅继任首相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