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和张学良一样年龄，都是三十岁整，两人继承大位也都在1928年，也同样都怀着深长的抱负和勃勃的野心。裕仁天皇在骨子里是希望日本对外扩张领土的，但在这之前，他最首要的当务之急则是把日本军队真正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因为经过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军方的势力已经非常膨胀了，再加上裕仁天皇的父亲、明治天皇的儿子大正天皇神智昏聩，在位期间无力集权，因此日本眼下的军队大权在很大的一部分上是控制在军队的元老重臣们的手里，此时的裕仁天皇还没有达到大权独揽的地步；另一方面，裕仁天皇在登基前曾多次访问西方欧美列强，考察了英法等欧洲传统强国，见识过西方列强在军事武力上的强大，因此他在内心里对西方列强是怀有畏惧心理的。此时的裕仁天皇，既没有完全夺权，也没有底气敢和西方列强交恶开战。因此关东军的做法固然符合裕仁天皇渴望日本对外扩张的念头，但关东军再次擅自行动、目无统帅的做法则是他不能容忍的。裕仁天皇容不下日本军队藐视他、忽略他的行为。在听完若槻礼次郎和南次郎的报告后，裕仁天皇冷冷地道：“从上次的皇姑屯事件到现在的满洲事变，关东军的哪一次重要行动征询过朕的允许？关东军究竟是不是朕的军队？如果是，为何他们在展开行动前，朕这个帝国皇军的最高统帅却是一无所知？展开一场战争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充分准备，岂能这样胡乱鲁莽？这样的蛮干对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帝国国法军规已经明文规定，在没有得到身为最高统帅的朕的批准而私自同外国军队开战，是死罪！关东军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朕？”
若槻礼次郎和南次郎都在天皇的愤怒前战战栗栗。
裕仁天皇当然不是因为爱好和平而表达这样的态度，他只是不想让军队内的激进势力再继续肆无忌惮下去，从而威胁到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绝对的统治权。就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同一年，裕仁天皇在一次出巡中曾遭遇激进分子的一场未遂刺杀。那件事让他从此十分厌恶那些只知道盲目蛮干的激进分子，为此还公开斥责当时的田中义一内阁和军方，并要求陆军方面严厉整顿关东军的军纪。另一方面，曾留学西方的裕仁天皇在心里很畏惧西方列强的实力，因此在对外扩张这件事上，他是十分谨小慎微的。而关东军既不听号令，又盲目蛮干，即便他们是一群忠诚的爪牙，也自然让裕仁天皇产生了恶感。简单地说，裕仁天皇以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而自居，但手下却有这么一支军队干什么大事都不通知他这个最高统帅，即便这支军队干的是有利于日本的好事，也必然会让裕仁天皇这个最高统帅感到自己受到了蔑视和侮辱。
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明确表态，日本内阁和日本军方急忙根据裕仁天皇的态度而紧急研究如何善后的方案，最后双方达成共识，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这场战端是东北方面主动挑起的，那日本军方就有权采取武力手段恢复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并对东北方面展开有限度的报复，内阁必须支持军方；但如果这场战端又是关东军擅作主张挑起的，那内阁不支持日本军方出兵，并会竭力通过谈判的方式结束战端，重新恢复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军方也要配合。
这样的结论让内阁和军方特别是统制派都感到满意，但皇道派则极度不满意，认为“这明明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却偏偏不加以利用，简直辜负了前线关东军将士的鲜血”。
日本方面最终采取了“愿意以和谈方式解决满洲战端”的态度同国民政府进行了接洽。
获悉日本方面的态度后，张学良倒有些吃惊了，他原以为日本方面会恼羞成怒地大规模增兵东北，从而挑起全面的侵华战争。但实际上，此时的日本军政界还不是军国主义分子所把持，日本政府也没有被日本军部给掌控，日本政府的内阁文官集团和日本军方、日本军方统制派和日本皇道派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及矛盾，再加上日本裕仁天皇不满关东军独断独行的作风以及他试图掌控军队绝对统治权的打算，都使得此时日本国内的反战派和主和派势力还是能压制住那些激进派势力的。当然了，日本国内的这些反战派和主和派并不是“爱好和平的人士”，这些反战主和的日本高层绝大部分也希望日本对外开战和扩张，他们只是觉得现在就全面展开战争还没有做好准备，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并不是真的不打算展开战争。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东北战事爆发后，日本政府采取这个态度和对策，也是张学良坚定抵抗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即便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并节节获胜，日本高层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反对声音，裕仁天皇也是不支持的，甚至很担忧。在九一八前夕，裕仁天皇接到“关东军可能又要在满洲制造事端”的秘密报告后，还勒令日本军部和总参谋部制止关东军。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迫于日本内阁和裕仁天皇的压力，特地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达东京旨意，阻止关东军的擅自行动。但建川美次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本就是赞成关东军发动阴谋的，派建川去东北的消息还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暗示他们提前展开行动。建川美次等人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后被板垣征四郎等人派人故意请他吃饭喝酒以拖延时间，而建川美次也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关东军提供时间，执行如此重要任务的他甚至不是坐飞机来的，而是坐船来的，以此为关东军争取时间。另外，获知九一八事变后，驻朝鲜的日军高层非常惊慌，深怕关东军会完蛋，声称“不能不救关东军”，言下之意是关东军根本不是东北军对手，主动挑衅纯粹就是自寻死路。可以说，关东军策划和实施九一八事变，是没有得到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日本高层的允许的，甚至还被大批日本高层所反对。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关东军吞下了东三省,，我认为他们是吞下了一颗炸弹”。日本内阁政府在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把关东军“大体上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尽管这些声明或多或少有一些虚假，但日本政府既然会在国际上公开对外宣布撤军，确实说明当时日本高层内不赞成关东军的声音是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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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值得说一下的是，历史上的“不抵抗命令”并不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下达的，“不抵抗政策”完全是张学良自己决定的，张学良要对东北军不战而弃东北负起绝大部分的责任。当东北军败退到锦州的时候，蒋介石曾命令张学良在当地组织反抗，却被张学良给拒绝执行，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山东、淞沪等地的中央军做好战斗准备。客观上讲，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态度虽然也有幻想通过外交政治手段和平解决的，但他还是做好了“实在不行只有抵抗”的打算。东北军的败退纯粹是张学良自己的责任。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成功率不足5%，但张学良的懦弱无能则给关东军增加了足足95%的成功率。
但此时的张学良可不知道这些，他只看到，日本人居然表现得很“软弱”。既然软弱了，那自己肯定要“趁其病，要其命”，一举驱逐掉在东北的所有日本势力。毕竟，东北既是中国国土，也是张学良自己的地盘，让外国势力盘踞在中国国土上是中国的国耻，让外国势力在自己的地盘里盘根错节对张学良来说也是忍受不了的。既然要发展东北，那肯定是要一个绝对干净的东北，而不是龙蛇混杂的东北。因此在9月4日这天，南京特使吴铁城急匆匆来到沈阳，向张学良传达了南京和东京的态度，双方都希望能和谈解决事端，也要求东北军“适可而止”停止进攻。张学良满口答应，并派杨宇霆前去谈判，当时等吴铁城一走，立刻转身打电话给王以哲和齐恩铭，要求第1军和第2军迅速端了辽阳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和旅顺要塞。
张学良已经懂了这个时代的外交活动的游戏规则：一边打一边谈，拳头越硬就越有理。战场上打得越占上风的那一方在谈判桌上也越能占上风。但眼下，东北战事的情况比较特殊。东北军不能打得太狠，因为打得太狠，容易刺激日本国内的主战派压倒主和派，必须要速战速决，才能见好就收；另外，南京政府毕竟不是沈阳政府，南京政府在谈判桌上肯定不会百分之百地为东北的利益考虑，肯定会打个折扣，甚至为了所谓的大局而牺牲东北来委曲求全。但南京政府是全国性政府，沈阳不得不听命南京，一旦南京政府在谈判桌上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说不打了，那东北军哪怕在战场上占尽优势，也要不得不戛然而止。因此张学良的对策是：抓紧时间，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达成停战协议之前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东北；不然的话，如果南京政府要求东北军全面停火，而东北的土地上还有日本人，那整个战事就前功尽弃了。
东北战事在进行中时，设在南京的中日两国谈判桌上也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唇枪舌战。
代表东北乘坐飞机前往南京谈判的是东北军总参谋长杨宇霆。杨宇霆此时可谓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以前他代表张作霖去跟日本人谈判时，迫于形势都是小心翼翼、忍气吞声，但此时代表张学良去跟日本人谈判，则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原因不用多说，弱国无外交，眼下东北军在战场上是即将胜利的一方，杨宇霆此时在谈判桌上自然是底气十足、盛气凌人。
已经跟日方代表在谈判桌上达成了一些共识草案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亲自到机场迎接了乘飞机赶来的杨宇霆。在一番简单的客套寒暄后，王正廷急忙直奔主题：“杨将军，蒋主席和中央国府对你们被迫自卫的行为是理解和支持的，但为了顾全大局，东北的战事是不能继续扩大的，否则会给全国带来战乱之灾。日方那边也表示，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东北的争端。只要再得到张少帅和你们的同意，两国达成共识，那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了。”
杨宇霆点点头：“张少帅和我们也不想打仗，我们只是被迫自卫的。既然战事可以和平解决，那我们自当会竭尽全力地配合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