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知道，自己在这一步上是绝对不能后退的。自己想要振兴东北，第一步必须就是农业的改革。工业是国家的支柱，农业则是国家的基石，这个道理自然不用多说。没有雄厚发达的农业作为建设基础，任何宏图伟业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实际上，东北的农业条件可谓是得天独厚，东北简直就是一块上苍庇佑青睐的宝地。此时张学良手上的东北四省总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3100万，可谓地广人稀。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因为满清从东北崛起并统一中国后，东北就被称为“龙兴之地”，为维护所谓的“发祥宝地”，满清历代统治者都把东北划为特殊地区，采取了严厉的“封禁政策”，不允许开发，也不允许关内百姓向东北迁移居住，清初时的东北人口只有可怜的50万不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时，东北的人口仍然只有300万左右，使得东北直到清末仍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后来在顺治至民国时期，由于关内百姓的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化，以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华北地区为主的关内百姓开始较为大规模地向东北迁移，这就是著名的“闯关东”。张学良的先祖也是河北闯关东百姓的后人。东北地区的自然条件之优厚，堪称全国数一数二。全中国共有三大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其中以东北平原面积最大，总面积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半江苏省大；而东北的土地又是最为肥沃的黑土地，极其适合农业生产，这种黑土在全世界只有三个地方拥有：中国东北、乌克兰大平原、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而这三个地方在各自所处的国家里都是著名的粮食生产地、国家级大粮仓，乌克兰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粮仓”、“苏联粮仓”。在中国，黑龙江省一直是中国头号的粮食大省，吉林省的粮食单产量也是全中国第一，东北的大豆出产量世界第一。东北的农业绝不逊于“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湖北以及传统的粮食大省河南、江苏、山东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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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战乱时期，粮食永远是最值钱的东西。张学良全面建设和改革东北的第一步，就是农业改革，具体措施便是这套“土改大纲”，这项工作由政务委员会农业部负责全面贯彻。为了建设和发展东北的农业，张学良以求贤若渴、三顾茅庐的精神，重金聘请了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张心一以及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农学家董时进担任东北农业部的正副部长，并全权负责东北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发展事业，又邀请了著名的农业教育家、农学家、小麦专家金善宝作为这场“土改运动”的首席顾问。为了充实东北的农业科研人才，张学良后来陆续重金聘请了邓叔群、汪国舆、李竞雄、盛家廉等一批中国此时最卓越的农业专家来到东北担任东北农业部官员或东北农业研究机构的专家。为了让土改政策深入人心以及让土改运动得到彻底贯彻，张学良命令宣传局组织一队队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大力宣传，以发动农民群众。总体来说，这些土改运动的主导思想就是让农民得到土地，政府合法而有偿地收回地主土豪阶级囤积在手里的大量私地并出售分发给农民，从而解放劳动力，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再鼓励和支持原先的地主土豪富农士绅去投资工商业，从而促使农业、工业、商业齐头并进和共同发展。
这项破天荒的“土改运动”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部分人为的阻扰原因，自然还不够完善，但在真正实施后还是取得了很明显的初步效果，使得东北地区（不包括热河省，因为汤玉麟明火执仗地抵触这项政策，而张学良暂时也无暇去铲除他）大量基层老百姓和没有土地的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张学良也越来越赢得民心和老百姓的拥护。除此之外，东北各地政府按照张学良的要求，又组织大量无田的穷苦百姓进行屯垦开荒运动，使他们获得土地，也增加东北地区的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根据农业局后来的统计，东北四省可耕种地的面积达到4亿亩（占全中国的20%），目前的开发率约60%，还有非常巨大的开发潜力。而农业建设发展除了狭义的耕田种地外，还包括渔业、林业、牧业等，但东北司法部和东北环保部在张学良的指示下立下条令规定，严禁过度渔猎和砍伐破坏植被，全面贯彻环保意识。
张学良随后又以农业局的名义，命令在东北的偏远地区建立“农业屯垦团”。招募大批青壮年组建起来进行屯垦拓荒活动，暗中则进行军事训练。因此这些所谓的“农业屯垦团”，实际上却是东北军的预备役部队，因为南京政府不允许张学良建立民兵部队。东北各地的“农业屯垦团”后来累计建立了100多个，总人数达十余万，主要驻扎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境内。在东北军扩军和战争爆发的时候，这十余万训练扎实的预备役部队及时地给东北军注入了新鲜血液，给在前线损失惨重的东北正规军补充了新生力量。
振兴东北的主题包括两个：一是建立强大的武装，确保能够自卫拒敌；二是让东北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富足的生活。张学良虽然迫于眼下中国内忧外患的现状，非常急于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东北军，但他也知道，像后世北朝鲜那般穷兵黩武是万万不行的。发展东北的经济也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既要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就要促进社会的生产力，同时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避免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金融恶化现象发生。实际上，一个国家或一个基本独立的地区内，如果产生物价飞涨的情况，最大的罪魁祸首还是政府，因为造成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行政垄断和高税收，并加大了进口关税，从而使生产成本和物流陈本大大增加；另外，政府的盲目投资也会极大地推高物价，助长腐败和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导致大量财富外流，继而不得不滥发货币以维持金融秩序，最终陷入恶性循环。张学良在他的改革方案中，重复强调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颁布法令法规鼓励百姓经商和发展手工业，取消张作霖时期为了搜刮民脂民膏而巧立名目设立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以及对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种种不合理的限制，民间可自由成立工会、商会、农会等各种自我维权组织，为商人们和工人们提供便利。东北境内所有的商号、店铺、工厂、工场等工商业机构都必须向东北商业部和税务部登记注册并报名资金财产、生产规模、经营项目等情况，继而依法向政府缴纳税务，严厉打击逃税漏税和制造假冒伪劣行为。另外，张学良又巨细无遗地命令，东北境内的各个工厂企业单位全面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制度，雇主让工人在下班后继续加班必须支付1.5倍的加班费，双休日加班必须支付2倍的加班费，法定节假日加班必须支付4倍的加班费，春节七天内加班必须支付6倍的加班费，任何用人厂家都禁止使用十八岁以下的童工，严禁用人单位拖欠工人的血汗工资，违者一律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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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民族工业的发展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张学良此时既废除了以前那些不合理的打压民族工商业的规定，又给予了大力支持，成立东北经济建设委员会、东北民生发展委员会，这样，东北各地的民间工商业和民族企业自然会犹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炼钢厂、冶金厂、发电厂、机械厂、煤炭加工厂、伐木工厂、罐头厂、粮食加工厂、电器厂、服装厂、塑料厂、橡胶厂、玻璃厂、印刷厂、造纸厂、自行车厂、火柴厂、化工厂、水泥厂、皮革厂、毛纺厂、卷烟厂、农药厂、化肥厂、织布厂、纺纱厂、缫丝厂、制麻厂、制砖厂、皮革制厂、养殖场、牧场、农场、渔场、矿场…必定会在东北的土地上遍地开花、百花争艳，慢慢形成覆盖东北的庞大而全面的资本企业体系。张学良以非常开明的态度鼓励民间的民族企业家们自由发展的同时，自己也忍不住地“下海”了。其实，对于张学良这种人来说，钱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但张学良可干不出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事情来。东北就是他自己的，他自己做蛀虫，岂不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角？张学良的目的是为以后建设东北的军事民生等诸方面的事业而积累资金。毕竟建设发展各项国家级事业时，花钱如流水，钱根本就不是钱了。别的不说，张学良心里很想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中国海军，但那根本就是把钱当草纸烧的行当。张作霖建立东北海军的庞大开支就把张学良吓得望而退步，更别说建造那些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了，那种几万吨的海上钢铁巨兽造个两三艘就能让此时的东北彻底破产，更何况眼下张学良又没有技术又没有人才又没有设施又没有条件，建造海军那是根本想都不要想的天方夜谭。即便是其他的种种大项目，也都是极度耗费巨资的。张学良准备打算自己那个原本就出身于银行世家的“贤内助老婆”于凤至投资经营，创办一些以张学良名义建立但实际上是为整个东北服务的大型公司企业。
张学良在个人经营的同时，打算以东北政府的名义，成立若干“国营”的大型公司企业，进行军民两用的大规模生产，平时造福于民，战时立刻转化为武器生产公司，类似德国的克虏伯公司、奔驰公司、保时捷公司等。这些企业既给世界贡献出精密机器、豪华汽车，同时也都是一个个德国政府依赖的军火大亨。东北金属公司、东北重型机器公司、东北能源公司、东北钢铁公司、东北医药公司、东北精密仪器公司、东北汽车公司、东北发动机公司等一大批日后享誉世界且名字前挂着“东北”二字的军工业公司以及东北煤炭公司、东北电力公司、东北有色金属公司等东北官方的大型企业就是在张学良此时的大力推动下而陆续建起来的。实际上，张学良治理经济的原则是：由政府创办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主要企业，但也不禁止民间同时创业发展（除了私人不许建兵工厂和印钞厂），政府并不以行政手段进行垄断，从而使得官方和民间的企业进行良性竞争、互相促进，这种关系就类似于后世的邮政局和各种私人创办的快递公司。在张学良的督促下，东北司法部又陆续制定关于副业、服务业、金融业、旅游业、建筑业、演艺业等其他诸业发展的宽松法令，大理鼓励和支持民间这些行业的发展，从而增强东北政府的经济收入，继而促使东北的经济网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各行各业的良性循环，加快东北工业的发展。而东北政府在大力发展政府经营的大型官方企业同时，也注意保护私营工商企业的发展，允许个人企业单位经商，但军队和政府的内部人员一律都不得从商。
关于金融和经济方面的改革还有两项很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创办银行和货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