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经济理论需要一批最优秀的哲人在思索和研究，就是其它许多项目也需要一批优秀的哲人在努力。
明末时期，儒教观念还是占有统治地位，儒教控制下的体制实质上是否定一切其它思想观念的制度，是变相的文化封锁制度，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族集团，想把持明末的政治，官位和一切事务。
俞咨臬曾经向朝庭建言军事问题，但被文官政府的文官以武将没有权力建言而否决了。范文程也表述过最初是想服务大明的，可大明一点机会都不给，只得选择后金。
明末又有多少个象俞咨臬一类的人的建议被否决，又有多少个范文程一类的人在帮敌对力量。俞咨臬只涉及军事方面，范文程也只是传统方面的能力。
社会是个整体，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连传统方面的人才都无法使用，一些新兴方面或客观上可能是新兴方面的哲人，在明末那种士族把持下的社会又有多少人不得不自己放弃努力。社会本应有更多的哲人，由于社会的封锁，而出现人才刁零现象。
儒家控制和封锁中国境内的思想，也和西方宗教封锁西方一样，西欧的政教不是合一形式，在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有其它思想出现和生存的间隙，也有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和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中国直到五四时期才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此崇祯在明末时期，是自然灾害时期，不可能发动宗教战争，当时社会承受不起另外的战争。儒教，借助于中国本土产生的孔孟形象，对中国人的征服力，远比西欧吸收外地传入的基督教对西欧人的征服力强，西欧能产生宗教战争，中国不可能产生宗教战争。
此崇祯时期的明末，没有宗教战争，但开展了多年的文化运动，更重要的是利用自然灾害时期，培养庶族掌握中国新文化，发展经济生产，形成新的趋势。
明末必须突破儒教对天下的思想的限制，儒教那僵化思维与中华文化中的仁义道德，是中华文化中的两个面，必须发展好的一面，打击和限制不好的一面。
此崇祯时期的明末，具体的事务就是要限制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族垄断天下利益，和以复社为代表的学社垄断学子的前程。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自己认为有一点知识和才能的人，遇到一个自己不能参与的时代，一个贵族把持一切，自己只能当小人，当奴婢听令的时代，会有多么的悲哀。范文程理直气壮的投后金，也许也还有许多当时才子对范文程给予同情，而不怪其不顾民族大义。
此崇祯时期，不但要突破儒教用人的限制，而且要扩宽人才使用的范围。不但由文士科举扩大为四科科举，还大办学堂，培养人才。不但要培养基础人才和一般人才，还要培养特殊人才和高端人才。
培训人才，有培养人才的一些要素或条件，有些要素和条件，是一般条件易解决，有些条件则难解决。
皇帝也可称圣，皇帝言可以与圣人言并列，但皇帝言真正能与圣人言并列则需要巧妙按排。儒教的极端统治地位，以及其僵化思维和一些不顾时代、不顾具体环境的坚持一些固定观点，就必须动摇。动摇儒教的极端地位，也不是一个皇帝能随便可动摇的。
此崇祯经过小心努力，许多事务都发展得还可以，中华同盟也成立了，需要的是把握时局，稳步发展。
后世西方征服世界的条件下形成的观念影响了许多人，颜毅敏也多少受了一战影响。颜毅敏看到了马六甲的重要性，而提出先占领马六甲，占领要地，守紧国门。当时崇祯否定了其观点，因为崇祯认为象马六甲这类海峡，谁占领了都会令所有海洋强国眼红，谁的海军实力强大了都可能来争夺，与其与各海洋强国死磕，不如把精力放在发展内部上。
少参加国际战争，把精力放在发展内部上，是建立在发展的条件上，如果不能发展，象清朝那样，怎样安排都是无用之谈。
崇祯确立参加海洋事务，但不投入全部精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事务，放各种海洋国强到近海，即有利于了解其发展详情，也有利于内部提高警惕。
确定了对外事各的调子，内部事务就成为主要问题，内部事务又以排除权贵对社会的把持为主。
内部事务中，经济建设事关天下人的生活，摆有最前面。经济建设与政治条件相关，崇祯就是在把政府机构建立成许多联动的机器，机器的各个部位负担基责任，在明确各机构的责任时，礼法又起到重大作用。
礼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不同的作用，在农民前，约法三章就差不多了，工商业则需要许多详细的礼法条文，想应的，政府机构也需要确立许多礼法条文。
经济发展，政府机器的部件发展都涉人的思想知识，思想先进，知识全面，对经济有帮助，对政府机器建设和改造也有帮助。
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都有个过程，不可性急，思想发展则较为积极，也受人的影响较大。
在中国二千年停滞发展到明末，解决思想发展的问题就成为所有事务中最关键的事务，思想发展的关键又是突破儒教的限制，冲破文化封锁，让更多的人敢于思索，让更多人的智慧成果能在社会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