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认为官管与民议是二项重要因素，必须互为存在。
官管由部落首领带领发展政府管理，已有几千年历史，已有一定的发展程度。官管也应尊中庸之道，无官管，实行无政府主义不行，官滥用权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不行。
民议是民意的体现，部落初期是按部落成员的意见行事。部落后期，首领的意见更重要，政府出现后，民意在有或无之间徘徊。
现在崇祯把官管和民议视为二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在官管之中增加民意的内容。
中国有皇帝的历史，是一个对国人进行意志征服，进行文化封锁的历史，中华国人有意愿却不敢表达，或表达受限。
社会中必然存在积极的国人或消极的国人，一些组织党派或学社的人，自然是一些较为积极的人。
很长的一段时间，民意由乡绅和儒士来代表，不知多少年，多少的民意被牺牲。产业统一于农业，中华不知多少经济利益被评为牺牲，意志统一于乡绅或儒士，不知多少民间意愿被牺牲。
党派与学社本来是活跃的力量，可明末的党派有统一于东林党之势，明末的学社有统一于复社。
官员以政府的名义代一方百姓言，官员需要皇帝的任命。乡绅或儒士代一方百姓言，则只需要几个大儒的提拔，在这种形势下，几个大儒在代表民意上有取代朝庭之势。
如果几个大儒能真正代表天下百姓，崇祯也许会给以支持，问题是大儒只是士族中的高层，只是想代表士族中的高层，且是在牺牲天下大多数人的利益下的代表士族高层的利益，这种局面崇祯肯定要限制。
明末在思想上必须突破孔孟之道有限制，必须增加基础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各种知识。明末在政治上也必须终止东林党一学独霸天下的局面，而是应让各种力量都发挥作用。
在东林党把持地方权力之时，皇帝的新政策也得不到贯彻，保皇党主要作用是支持皇帝的政策，其方法是限制东林党的权力，扩张皇党的权力。
保皇党限制东林党的权力，是为了民意能更够更准确的表达，而不是为了取代东林党掌握权力，官员的任命，还是按发展了几千年的经验，还是应按贤的原则。能力加品德就是贤，官员除了支持皇帝，维护天下百姓的品德之外，还需要能力。
保皇党限制东林党，能让其他众党派存在发展就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如果继续再发展就有可能取代东林党，成为滥用权力者。
党派是按理念或意志而成立的组织，一些象商会，手工业的行会之类的职团体或准职业团体也是较活跃的力量。职业团体具有比一般人更强的表达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愿望，甚至有可能看清国家大事的发展与自己利益的关系，就是不管国家大事的农民，只要敢于维护自己那点吃饭的利益，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
崇祯成立咨询局就是天下各种组织或团体协商的的部门，实际上，咨询局通过中书院或门下院，能把握天下大势。
崇祯就是要行中庸之道，要求天下各种力量，即要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论，但又要把争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要各种力量明确，“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道理，不要出现那种不死不休，甚至兵戎相见的局面。
要维护“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局面，即需要初始时制定较完善的原则，也需有一批有哲人思维的人来微调天下，保持天下局势的平衡。
孔孟之道还是需要，毕竟孔孟之道存在了几千年，天下人确实需要共识，天下各种力量才能在协商之下达成妥协。原先说的需要突破孔孟之道，是要打破孔孟之道的过份的内容，打破其过份的专横。大部分人的利益和众多的观念都要在孔孟之道前牺牲，天下事件由乡绅或儒士发言，较好的天下，应该有更多的人表示在自己利益基础上的意见。
官管与民议能维持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局面是天下国体的表现，就象一颗大树的树干，树有树干，还需要有枝叶，一些具体的政策则是国体的技叶。
古代的军事都是政权的支柱，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军事上崇祯把握几个重要内容。
民兵基础上的义务兵制度。义务兵，或有没有人愿意当义务兵，是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得到国民支持的程度，国人愿意当义务兵，是政权具有一定成份的国人性质，国人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成份。
国人不愿意当兵，再强制也没用，明朝的职业军户，在利益被士族侵占后，都大批的逃亡，普通农民更不愿当兵。
国人愿意充当义务兵，也就会愿意当不脱产的民兵，民兵制度又与全体国人的体质训练相结合，体质训练是相当于体育训练的内容。
民兵制度是剿匪的关键。全民体质段练是一项体育运动，和平时期，用体育比赛取代战争是一种消除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