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相对应，太看重私利就不可能会出自己的最好财产，就不可能尽到责任。
义多般指在困苦中的付出的义务，有共渡难关之意，表示能共艰苦。义的本意是涉及一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或一个人与另一群的人关系，即涉及共艰苦，也应涉及共富贵问题，义是正常条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义与忠相联系，如果忠涉及对事的忠诚，那么，有即忠又义之人就是忠义之士，即忠于事业，又对同事讲义气，则事业可成，人也可靠。
义与仁相联，仁义是在仁原则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提倡的中国式的关系。
崇祯在大明提出，军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要讲忠义，忠于自己的军队，对战友讲义气。军队要凝成一股劲，战友是自己生命的延伸，人人都敢于拚命才有军队的活路。
军队就是要排除文人那种偷奸耍滑的现象，就是要排除那种牺牲战友自己获利的现象。
民工队和工程队也要掌握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排除奸滑之徒的行为。
礼，礼不仅仅是官方和皇家事神致福，敬拜祖先神灵的仪式，而重在民间和民族的生活习惯，是国人生活生存的行为习惯和处理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
礼的重点在于人间中人的行为规范，官方礼仪只需依礼行事则可。
孔子强调的礼是贵族和诸侯国的礼，孔子强调依西周之礼只是反对诸城国不再听周天子之令行事。孔子忽视周天子烽火戏诸候时，周天子已用完了诸城国对周天了的义务，孔子一味的强调诸侯国对周天了的服从，而没有对周天子提出要求。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礼仪的重点在于民间，无论官方和贵族的礼仪怎样发展变化，都应把礼的重点放在民间人士和天下人的生活交往上，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礼，大明时期也有大明人士交住的礼节。
用句现代话来说，任何时代都应有当时人的行为规模或当时的民法典。
前面已经讨论过，礼是当时大部分人的行为规则的记录，是对当少部分人不尊当时社会普遍原则的道德限制。
礼是法的基础，与礼相符的法是实用法，与礼相脱离的法是难以执行的法。
礼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法具有相对的超前性，法也对社会具有适当的引导性。
崇祯和朝庭中众人在宣讲忠义礼之时，黄宗羲也提交了一篇名为《原君》的文章供大家参阅。
黄宗羲在原君中说：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
这样的人就是古之君主，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其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
黄宗羲用了大量的事实论证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并希望天下小儒不要死守旧义，要更新观念。
崇祯清楚，另一时空中的黄宗羲写《原君》之时是晚年时期。文章之意产生何时则没有人考据过，也许很早，也许现在的形势下，较早的把自己心中的文意表达了出来。
更让崇祯惊奇的是明末时期的天下人士，并不象经过清朝后的人士样，处于麻木的状态，当时许多人都喜欢《原君》一文，也关心天下兴亡。崇祯了解，清朝之后的人，不敢谈天下，有志之士追求怪志，麻醉自己，无知之人盲目追随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