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七年底和崇祯八年初，天气较冷，户外活动少了一点，室内活动多了一点。在室内事务中，文化运动指导小组织的活动就多起来了，现在，众人在讨论社会组织问题。
此崇祯认为，社会组织分为基础组织和上层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
最初的社会组织是氏族，以后出现了胞族，部落，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或古帝相当于当时的政府组织，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组织，战时象军队指挥部，平时只是一个联络机构。
部落联盟时的战争，依靠的是原先众部落内各人共同生产、平均分配的习惯，众部落的人齐心协力，拚全力参战，后世那种取亏，牺牲同族人的利益而自己获利的谋略当时没有出现。
一个部落是早期人比较密切的生活单位，部落国是当时的主要组织。部落国有一定的武力，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组织。
后世周边少数民族的部落，特别是北方部落，有强大的武力，如果能抢劫到物资，也许能迅速转化为世俗政权，如果抢不到物资，则只能慢慢的发展，其军事力量也许可能会自然瓦解。
中华的部落国转化为世俗国的重要事件是夏国的建立，夏国建立了政权组织，按照农业生产的需要组织社会，与原先的部落组织有本质区别。
夏国全面实施父系氏族，是家庭出现的重要基础，其后家庭在生活中出现，中国的家庭类似于西方史学中的一夫一妻家庭。氏族和胞族向家族方向发展，成为后世的家族。家庭和家族成为了社会的基础组织，后世的许多村庄都有原先氏族或胞族的影子。
现在，县以上机构是明确的政府组织，村或里以下是民间基础组织，大里或乡偏向于政府组织，是政府组织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中间组织。后世乡完全成为政府组织，村也政府化成为中间组织。
基础组织除了家庭和家族外，还是商行，企业，帮会，商会，道会等组织。基层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历史的演化，也是有其存在的社会意义。
当时颜毅敏提出异议：“家庭做为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无可避免，家族还是要打破好，其实，家、家、家，也就是枷、枷、枷。因为家族的反作用大于正作用，所以要打破，后世都把族权当做一项重大针对性的旧事物。”
崇祯看其他人，意思是问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伍鸿友说：“我们应持中庸的观念，不能绝对否定家族的存在，也不能放任家族自行发展。我们就通过合格家族的验收，官府主流宣传，办学等方式影响家族的发展，引导家族向好的方向发展。家族对帮助贫困家庭，幼儿的基础礼仪教育等方面能起作用。”
黄宗羲：“现在已经有那么多家族存在，想要解散家族没有‘礼法’依据，朝庭众臣也可能会群起而反对。”
顾炎武：“还是因势利导好，对家族施加影响，争取起到基础职能，又克服其缺陷。研究部门把确立的无争议的基础礼仪教给童孩，避免我中华人连基本礼仪都不懂，象周边少数民族一样粗鲁或直接。许多从匪从盗的人都是无人收养，没机会接受正常的基础教育，从小就在匪窝中长大，学习土匪的行为。”
崇祯说：“另一时空中的后世，是因为满清占了中原，满清实行民族压迫和极端的文化封锁，不但家族走向反动为主的局面，就是许多社会组织也相当落后。所以我们现面无论花费多在的代价，都不能让后金入主中原。”
黄宗羲当时虽然年青，但知识面很丰富，历史知识也是其强项。